戴学七问 ——写在戴东原逝世240周年

□方利山

戴震对中华文化有何贡献？

戴震是我国清代杰出的思想家、乾隆间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主要有：

一生致力于探索社会治乱之“道”，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认真审视，对封建统治者的官方哲学敢于质疑，撰著《孟子字义疏证》等多部哲学著作，控诉后儒“以理杀人”，勇敢批判统治中华数千年的“上下尊卑”封建等级制度，提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哲学思想。戴震哲学，“是两千年来伦理学一大革命”“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最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科学精神”。

高扬“求是”大旗，治学精于考证，广博专精，开创和弘大“皖派朴学”学术流派，“是那个时代中比较最接近科学的学者之一”。戴震广治天文、物理、数学、地志、文学、音韵、文字训诂考证，为我国古代文献的整理沤心沥血。化费二十多年时间，悉心校理北魏郦道元名著《水经注》残篇断简遗存，其殿本《水经注》校本迄今仍是最好的《水经注》校理本。

在“四库全书”馆中，戴震承担整理《永乐大典》等残存古籍中的古文献，其《算经十书》的校理，使中华古算学得以流传，“戴氏起而算学始尊”。

戴学的反响如何？

戴震在封建专制文字狱最严酷的清中叶,敢和官方统治哲学的“理学”叫板，敢说“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直批皇帝，胆气过人，石破天惊。当时就招来京城一些“理学”卫道者的指斥非难。彭允初进士首先“不安于心”，打上门来兴师问罪。姚鼐进士拜师未成，借机咒骂戴震断子绝孙。大学士翁方纲指责戴震“狂妄”。戴震的好朋友朱筠、“纪大烟袋”等，据说也都不大赞成戴震“正人心”的哲学。只有其挚友洪榜、程瑶田等人、学生段玉裁，知道戴震哲学的用意。知戴震最深的歙县学者洪榜等是其哲学的坚决维护者和宣传者。在戴震去世时，京城有许多学者如钱大昕、王昶等等还是钦仰戴震的胆识的，认为“孟子（戴著《孟子字义疏证》）之功，不在禹下”，肯定了戴震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后，桐城有个方东树写了《汉学商兑》，猛烈攻击戴震哲学思想是“离经叛道”、“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大学者章学成则在指出戴震哲学“发前人所未发”“深探本源”的同时，又说戴震“其心未纯”，对理学流传危害很大。

到民国初年，在张穆、魏源、杨守敬、孟森、直至王国维，愈演愈烈的诬陷戴震《水经注》本“袭赵”的浪潮中，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等发现戴震哲学极有时代价值，和胡适等人在北京共同发起戴震诞辰200周年生日纪念，努力宣传倡扬戴震哲学，此为戴学弘扬的第一次高潮。

章太炎称颂戴震哲学“唐宋以降，罕见其匹”。梁启超称颂戴学“是八百年来思想界一大革命”，戴震哲学“发二千年所未发”。戴震为“前清学者第一人”。胡适则极赞戴震这位徽州老乡的哲学“最有科学精神”。指出戴东原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里程碑式的贡献。称戴东原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

在戴震家乡休宁隆阜，戴震族裔等在三甲祠举行纪念大会，还买下摇碧楼建立了隆阜东原私立图书馆。

1949年后，魏建功、周辅成等著有《戴震年谱》《戴震传》之作。祁龙威、华强写作《戴震》一书介绍戴学。

台湾编“世界哲学家丛书”，戴震与柏拉图、蒙德斯鸠等一起，位列世界哲学家序列。由张立文教授写作《戴震》专著弘扬戴氏学术。

戴逸、张岱年、侯外庐等学者对戴震都有较高和客观的评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戴震徽州家乡的戴学爱好者叶光立、方前、胡槐植、童宝刚、汪昭义、王德中、黄澍、白盾、程观林和本人等二十人发起成立国内第一个戴学民间社团“戴震研究会”。

1981年戴震纪念馆开馆。1986年8月，“戴震研究会”和徽州师专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性戴震学术研讨会在戴震徽州家乡隆阜召开，中国社科院冒怀辛、何兆武、赵士孝等国内著名学者参会，会后编辑出版了《戴震学术思想论稿》。1991年8月“戴震研究会”和徽州师专举办的第二次国际性戴震学术研讨会在戴震徽州家乡的隆阜召开，日本道协义正等19位学者来戴震故里出席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戴学新探》。戴震研究会先后编印了31期《戴震研究通讯》。1988年始，徽州师专、戴震研究会、戴震纪念馆用了12年时间，在戴龙荪、戴桔荪、戴和武等戴震族裔热心支持下，整理编辑《戴震全集》（六卷），由清华大学出版，责任编辑段全极教授为此作出了大贡献。《戴震全集》还被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清华大学优秀图书，两次参展国际图书博览会。省古籍办此后也编辑了《戴震全书》（七卷）出版。这是戴学弘扬的第二次高潮。

1992年，李开教授撰著《戴震评传》出版。

东原的“轿中人”是什么意思？

戴震经过长期的观察体验和潜心探究,发现了两千多年来“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制度“以理杀人”的本质，愤而作《孟子字义疏证》等多部哲学著作，深刻揭露在位者“多凉德”“善欺背”是些“民害”，指斥后儒所说为统治者所用的“理”是“忍而残杀之具”。戴震的批判如大吕黄钟，异军突起，振聋发聩。当时人视之如“异端邪说”“洪水猛兽”。封建理学卫道者们群起围攻，骂戴震不知天高地厚“心胸猬鄙”，说戴震的哲学思想全是“边见邪见”“大乱之道”。面对这些攻击围剿，戴震真理在手，抗风独立，铁骨铮铮，不屈不挠。他在对彭允初的指责据理力争、义正词严地驳斥其谬之后，宣告“道不同，不相为谋”。一些好友可能是怕他在文字狱高压中过于锋芒毕露，会惹来杀身之祸，出于爱护的好意，于是着重大力颂扬戴震在天文、物理、算学、地志、语言文字训诂等方面的学术成就，有意无意地遮掩、淡化戴震在思想方面的惊人发现。而戴震则大声呼喊：你们都搞错了！都没看到我治学的要义。我的所有这些学术成就，只是我“闻道”的一个准备，一个基础，不过是“抬轿人”而已，我的哲学创获才是最重要的“轿中人”，“仆平生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切不可把“轿夫”误认为“轿中人”。

戴震在四库全书馆一边夜以继日地校理那些难度极高的古籍,像《算经十书》等等，一边撰写《孟子字义疏证》等阐发自己哲学见解的大著作。面对各方面的压力,是坚持自己的立场,还是就此收手？戴震选择了前者。戴震颠沛流离一生，五十岁才被特召入四库馆，才开始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可是为了坚持自己的正人心见解，他毅然准备放弃四库馆的工作，已经把行李箱包捆扎妥当，打算回乡寻一书馆教书，以完成自己的哲学著述。

戴震自少出身寒微，读书“日数千言不肯休”，熟背十三经注疏，一向善于独立思考。随父往邵武贩布，教授蒙童。穷困时能日行二百里。其坚毅性格是自少养成。戴震曾宣言“吾之行己，要为引而极之当世，与千古而无所增，穷居一室而无所损”。戴震被世人目为“狂狷”之士，是与徽州金安节、胡舜陟、杨琏、方孝儒、金声、江天一等等一脉相承的杰出“徽骆驼”。

戴震“好为人师”吗？

戴震敢和当时的潮流不合拍,陈桥驿说他“本领到顶，骄傲到顶”。戴震33岁挟策入京师，其学术成就即得到京师学界名流们的肯定和赞扬。50岁以举人身份奉特召入四库馆，四库馆那些从翰林院选出来的进士校理官们竟都“惊悚之，皆愿敛衽为弟子”，可见戴震当时确是名闻京师和南北的很有学问的大学者，“声誉隆隆满天下”。但是，戴震是不是又象有人所说的那样“骄傲到顶”呢？

这是一个误传。

戴震其实是一个谦和诚厚、谆谆诲人的长者。戴震主张“修辞立诚，以俟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无憾”，他在四库馆时，即是身负重任的校理编修官，又是极肯帮助同僚的好“指导老师”。“先生行己严介，不苟然，必挈以情理，不为矫激之行。”“接物待人以诚，谋人之事，如恐其不遂，扬人之善，如恐其不闻。其教诲人，终日矻矻，不以为倦也。先生之言，平正通达，近而易知，博极群书而不少驰骋，有所请，各如其量以答之。凡见先生者，未尝不有所得也”。（段玉裁著《戴东原先生年谱》）

戴震学富五车，是学界的领军人物，但却从来不好为人师。主张复古之师友之道，“交相师”。当年年轻的段玉裁诚仰戴震的人品学问，一而再，再而三，执意要拜戴震为师，戴震先是退简辞谢。后又一再表明自己“交相师”的观点，只是段玉裁主意坚定，多次恳求，戴震才勉强收徒。当年二十多岁的进士姚鼐，仰慕戴震盛名，多次想拜戴震为师，戴震回书阐明自己对作学问“交相师”的观点，坚决地婉言谢绝了姚鼐之所请。戴震真正是人师之典范。

戴震“好名心甚”吗？

戴震39岁才中举，50岁以举人身份奉乾隆皇帝特召入四库馆任纂修官，53岁奉命与贡士们一体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起自寒素的穷苦书生入朝为官，对戴震一直羡慕嫉妒的人由此攻击戴震六次考进士，未考取还要继续考，是功名利禄之心太重，是“好名心甚”。

戴震果真是“好名心甚”吗？否。

戴震17岁“有志于闻道”，论治心系苍生，以富民为本，他的远大志向是探索天下治乱之“道”。而在那种社会，要实现从政治国，为民造福，考科举是必需的从政之途。戴震从小自学，后从程恂、戴瀚等名师攻过“时文”，师从大儒江永又打下了深厚的经学功底，当时有人还编过《新安三子制义》（戴震、汪梧凤、郑牧）作为科举时文范本，可见戴震的“八股”训练已有相当功底。戴震在给学问朋友的文章中，也曾很自信地说自己也喜欢文学，而且文章也还可以。

戴震37岁参加乡试时，考官欲命出其门下，以不避忌被弃置。近40才中举人。后41岁、44岁、47岁、49岁、50岁入京会试，均不第，可能是戴震的“策论”之类，所发治国之见，不合阅卷者的“规矩”。戴震科举之路坎坷，直到53岁第六次不第后，才获本文开头所说之转机。应该说不是戴震学问不够，而可能是戴震之学和科举那一套，不对路，不“接轨”，也可能是戴震的时文有自己见解，未能入考官法眼。总之，读书科举做官是当时的社会时尚，文人孜孜以求，似未可苛责。戴震治学，宣示“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从不靠掊击前人以自我标榜，也不屑依傍昔儒以附骥尾。起初姚鼐称戴震为“夫子”，戴震立即表示“非所敢当之，谨奉缴”。

戴震有没有“欺师”？

戴震曾在文章中称清代婺源大儒，老师江永为“吾郡老儒”，攻击戴震的人即由此指责戴震不敬老师，“欺师灭祖”。

戴震年轻时从邵武回乡，即在歙县西溪汪梧凤的不疏园，和徽州程瑶田、金榜、郑牧、江肇隆等一班学问好友一道，以江永、方楘如（紫阳书院院长）为师，“日从江先生、方先生从容质疑问难”。江永特别对戴震“盛年博学”感到高兴，“一见倾心”，当即将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些疑难，和戴震讨论，而戴震剖析比较，言其所以然之后，江永竟谦虚地说：累岁之疑，一日而释，其敏不可及也。和戴震成为最亲密的望年交。戴震原有字名“慎修”，因与江永之字同，从此亦不再用。江永学问的传承，在一班学生中，唯戴震“独得其全”。江永著《四音标准》书稿，还特别署上“和同志东原商定”（书稿藏歙县博物馆）。江永去世时，戴震专为其师撰写《江慎修先生事略状》，全面评介了老师江永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思想，并高度赞扬了老师江永倡建江湾“义仓”等关爱民生的善举。戴震特把江永的著作带到京师，推荐给尚书秦惠田，其“历学”等数篇被收入《五礼通考》，后来一部分江永的著作在戴震推荐下被编入《四库全书》。胡适当年为回答一些人责难“戴震欺师”，还曾专门写了《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胡适很详细地说明：戴震对江永很崇敬，从来没有“欺师”。

戴学的人民性在哪？

戴震一生颠沛流离，以教书为生，在训诂考证、整理古文献方面学问很深，学术成就很大。但他并不是只知钻故纸堆的书呆子,戴震论治“以富民为本”，他在探索天下治乱之“道”时，对孔孟儒学、程朱理学研钻思考时，始终关注着现实人生。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等著作中，对幼者、贱者、卑者这些社会最底层庶民充满爱护和同情，指斥尊者、长者、贵者对社会最底层百姓生存权、发展权的肆意剥夺，严厉指斥统治者、居上位者动辄“以理杀人”，百姓还无法喊冤。戴震向往儒家描绘的“省刑罚，薄税敛”“居者有积仓，行者有囊粮”“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理想大同世界。戴震心中有民富国强的美好中国梦。戴震呼喊要“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勇敢批判统治者“凉德”“善欺背”，直指“乱之本，鲜不成于上”，指出封建统治者是造成社会祸乱的根源。学界公认，在那个文字狱严酷的封建专制的乾隆朝，戴震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深刻揭露和抨击，体现了思想家大无畏的良心和勇气，是了不起的“启蒙先驱”。正因为戴震敢为平民百姓讲话，代表了最底层百姓的利益，喊出了最底层百姓的声音，所以被人们称之为平民思想家，中国十九世纪的一线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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