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茶人小传：汪启淑

汪启淑(1728～1799）字慎仪，号秀峰；徽州歙县绵潭人。汪启淑久寓杭州，居住在钱塘横河桥小粉场，经营盐业。乾隆时以捐资入仕，历任工部都水司郎中、兵部职方司郎中。他性情古雅不群，工诗好古，与杭世骏、厉鹗、程晋芳、翁方钢等文人唱和；编著《撷芳集》等20多种图书。

汪启淑嗜古有奇癖，酷爱印章，编辑《汉铜印丛》等印谱二十八种，可谓是古今无匹。其友人赠诗说：“吴下梁园迹已陈，飞鸿堂上惯留宾。”诗句是以西汉梁孝王刘武与司马相如、枚乘等人的交游，引出汪启淑与丁敬等印人的雅集酬唱。汪启淑不但喜欢藏印，而且有两册印集行世；《飞鸿堂印谱》是以求人治印为主，《讱庵集古印存》则多为所藏古印。在这册古印藏集里，有两方与茶有关的印，一方是“沦茶山人”，另一方是“茶癖”。“沦茶山人”印，朱文，圆形；“沦茶”者，可否理解成“沦陷”于茶而不可拔也？不得而知。至于“山人”，乃自谦之辞，尤其是古代，以“山人”自居的人大有人在。从印文看，此印当为一枚隐逸者私藏的闲章，传达的是一种与茶相依、与山岚相伴，远荣华安贫素的处世哲学。另一“茶癖”印，方形。所谓茶癖者，大抵是始于痴迷以至成癖的境地。人无癖，不可交？一个“茶癖”之人自然是可交之人。时今的许多人都不知道自称“茶癖”的人，在日常生活里会是什么样子？不过，在古书里出现过许多这样的人，读来煞是可爱。明代时期的闻龙在《茶笺》里谈及他的好朋友周文甫，此人“自少至老，茗碗熏炉，无时暂废。饮茶有定期:旦明、晏食、禺中，餔时、下舂、黄昏、凡六举”。如果说周文甫的“茶痴”程度还不算最高的话，那冒襄在《芥茶汇抄》里提到的“吴门七十四老”之一的朱汝圭，每天从早到晚不是洗涤茶器，就是口里念念不忘茶之香味；就连他走到大街上都会告诉陌生人，茶有多香。这样的人，大抵算得上是“茶癖”了吧？如是，汪启淑可否称作“茶癖”呢？！

汪启淑有一首茶联曰：“胜事焚香煮茗，幽情种竹栽花。”汪启淑不仅仅是喜茶饮茶，他还凭借着富足的财力，酷收茶书史料；并筑“开万楼”、“飞鸿堂”藏书数千种。在他收藏的茶书中，有明代夏树芳《茶董》(二卷)。史料记载：汪启淑家藏本茶董二卷。树芳字茂卿，江阴人。是编杂录南北朝至宋、金茶事，不及采造煎试之法，但摭诗句启实，然疏漏特甚，舛误亦多。其曰《茶董》者，以《世说记》干宝为鬼之董狐，袭其文也。前有陈继儒序，卷首又题继儒补，其气类如是，则其书不足诘矣。但是，《茶董》则汇集了具有代表性的历代茶诗等，所以有着很高的收藏价值。而清代表刘源长《茶史》（二卷）也是汪启淑的家藏之本。刘源长字介祉，淮安人。是编上卷记茶品，下卷记饮茶，其分子目三十，冗碎殊甚。卷端题名，自称曰八十翁。盖暮年颐养，姑以寄意而已，不足以言著书也。然这并不影响汪启淑收藏茶史书籍的嗜好；因为这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精神寄托。而汪启淑的“花怜昨夜雨,茶忆故山泉”之诗句；应该是他思恋故乡的一种真实情感……·郑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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