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棠与王茂荫的君子之交

□贡发芹

官至四川总督的吴棠（1813—1876）

吴棠是中国六百年漕运史上集权总督,晚清四大封疆大臣之一；王茂荫是中国近代货币思想家，著名的财政理论家，经济学家，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680多名人物中唯一的中国人。他们之间的交往一直鲜为人知。

二人均成就不凡

吴棠（1813—1876），字仲宣，一字仲仙，号棣华。出生于安徽省明光市（原属安徽省盱眙县）三界镇老三界村一个平民家庭。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人，道光二十四年大挑一等作知县用，签掣江南南河搞河工。道光二十九年补桃源县 （今江苏泗阳县）知县。历任清河知县，邳州知州、徐州知府、江宁布政使、漕运总督、署江苏巡抚、署两广总督、钦差大臣、闽浙总督等职，官至四川总督、成都大将军。宦游三十余年，一直在地方上做官。

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出生于安徽省歙县南乡杞梓里一个商人世家。道光十一年以监生应考，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会试联捷成进士，授户部主事，迁贵州司员外郎。咸丰元年（1851）升任陕西道监察御史，咸丰三年任太常寺少卿，擢太仆寺卿，是年冬拔户部右侍郎兼管法堂事务，成为清政府主管财政货币的大臣之一。随后调任兵部右侍郎，转兵部左侍郎，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改工部侍郎，同治三年（1863）调吏部右侍郎。是年，丁继母忧去职归里。居官三十余年，始终在京城担任要职。

同治六年八月初六日，革命导师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该书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注八十三这样写道：“清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者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这样，王茂荫就成了巨著《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这段注释所讲的事指王茂荫于咸丰四年任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时，上 《再议钞法折》、《再论加铸大钱折》等奏疏，对清政府所采取的发钞票、铸大钱等通货膨胀措施再次提出异议，引起咸丰帝不满，遭到传旨申饬一事。虽然王茂荫关于货币政策的主张被后来学术界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但并未被采纳，而其同时期举荐人才的建议却获得了咸丰帝的全面赞同，疏荐的人才之中就有吴棠。

国史馆《大臣列传稿本》中的《王茂荫传》特地提到王茂荫疏荐人才一事：“四月擢太常寺少卿，命稽查觉罗官学。五月疏荐驻马兰镇总兵宗室庆锡副都统，前任福建布政使曾望颜请加察看。又先后疏荐江苏知州吴棠、陕西知县江开、江苏教职陈之琦、湖南知府张宝、侯选知县黄国光、庶吉士傅寿彤。得旨，吴棠交杨以增察看江开、陈之琦发周天爵军营委差，张宝、黄国光、傅寿彤发往湖南军营委差。 ”

王茂荫疏荐吴棠

在王茂荫疏荐的人才当中，曾望颜起用后曾任陕西巡抚，署四川总督，侍读学士；吴棠官至四川总督、成都大将军，加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傅寿彤历河南南阳知府，河南南汝光兵备道，河南省按察使，署河南省布政使；其他人也都得到加官晋职，但以封疆大吏吴棠官声最好，最为朝廷倚重。这也是王茂荫宦海生涯中一件得意之举。

清廷及后来的史学界人士均认为，吴棠为朝廷倚重与王茂荫的举荐有很大关系。 《清史稿·列传二一二·吴棠》特地点及此事，但较简略，而《清史列传》则较详：“（咸丰）四年，太常寺少卿王茂荫疏荐人才，称棠捕盗认真，士民称颂，上命杨以增察看。以增称棠实心往事，始终不懈。得旨免补知县，以同知、直隶州即补，并赏戴花翎。 ”王茂荫疏荐人才时称吴棠“捕盗认真，士民称颂”一事主要发生在吴棠署邳州知州期间。

咸丰二年，邳州大水，岁荒盗炽，由于吴棠在清河县知县任上严禁胥吏苛派，严禁赌博，严治盗贼，政绩称最，因此清廷委派吴棠署邳州知州。吴棠认为盗亦赤子，积恶者必锄，协从者宜解散也。履任后，亲率壮丁，按名指获，置诸法。设局倡恤，收养弃婴两千余名。深受士民称道。此外，吴棠还多次微服私访，查勘民情，积极倡导捐赠，赈灾济民，整饬吏员，严肃官场，禁止赌博，兴修水利，勤政爱民，谘访利病，训诲愚蒙，循循然如父兄之诏子弟，不事操切，而民自化。及其诛锄强暴，则又执法极严，不事姑息，一时治行称最，舆论翕然。又亲自带乡勇在郯（郯城）、沐（沐阳）交界高塘沟击走进攻邳州的山东捻众，“擒斩数百人”。地方赖以安宁，益得上司赏识。王茂荫疏荐人才折中提到江苏知州吴棠“捕盗认真，士民称颂”一事即指此事。

咸丰帝对王茂荫的疏荐比较重视，当即降旨交“杨以增察看”。杨以增，清代藏书家。道光二年进士，官放贵州知县，升知府，历河南开旧陈许道，两淮盐运史，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咸丰四年任江南河道总督，驻清河。因吴棠在桃源、清河、邳州任上治河有功，特别是丰口漫堤，多亏吴棠丰功出力，杨以增曾多次上疏保举，此次王茂荫疏荐吴棠，咸丰帝降旨交其察看，正合杨以增心意。当即上疏，称赞吴棠“实心任事，始终不懈”，又一次让吴棠“天子知名”。

王茂荫自称：“保举，公也；涉于私，则不足为重也。 ”可见他不会因私人关系而疏荐吴棠。事实上，王茂荫与吴棠素不相识，没有任何私人关系，更谈不上深交。王茂荫与吴棠的关系纯属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王茂荫早在咸丰三年九月任御史时，就曾上过《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主张：“请广保举，以求真才也。 ”这次疏荐吴棠，完全出于效忠清廷目的，是维护大清江山社稷之举，不存在任何私心。一生只见过一面

吴棠一生与王茂荫只见过一面，此时吴棠已官居二品漕运总督，并赏加头品顶戴，而王茂荫已因丁继母忧而去官，成为一介平民了。此前，吴棠于咸丰四年正月、咸丰六年二月相继丁母忧、丁父忧，奉讳里居守制。咸丰八年底起复任职，直至实授漕运总督，一直在苏北、鲁南等地抵抗捻军。由于封建礼制，时局动荡，内部战争频仍等原因，吴棠始终没有机会与王茂荫谋面。

同治三年，王茂荫继母在江西吴城去世，王茂荫依制奉讳返乡守孝。绕道江西吴城奔丧。王茂荫出京后，买舟沿运河南下，途经清河，时头品顶戴，漕运总督吴棠出面以最高礼遇接待了王茂荫。同治四年王茂荫由吴城扶继母灵柩返回歙县。时兵燹之后，故乡杞梓里破败不堪，人丁寥落，亲友多半流亡。王茂荫遂移居歙县南乡新安江畔一个风景秀丽交通方便的小村落义成村，到义成不久，王茂荫一病不起，是年六月卒于家中。在当时战乱未靖情况下，王茂荫与吴棠清河一别后，不可能再有晤面机会。因此说，他们两人一生中只见过一面。

王茂荫居官三十余年，处内忧外患之中，但始终以清廉正直著称，没有给后人留下更多的产业，遗嘱：“吾以书籍传子孙，胜过良田百亩；吾以德名留后人，胜过黄金万镒。 ”并要求将奏稿留存，以垂示子孙。其后人将其奏稿编写成书，取名《王侍郎奏议》，并于同治五年，请时任闽浙总督的吴棠作了一篇后序。吴棠在这篇后序里明确了他与王茂荫一生的交往：“棠之再宰清河也，与公无一面之交，首列荐剡，不胜知己之感。同治三年，公以奉讳返里，道出淮阴，始得一接奉颜色，蔼然深挚，词气呐呐，如不出诸其口，益信公之不欲仅以言见，而使世之人诵公之言，固非公之心也。棠识性浅陋，于公未能窥见万一，而即公之言以想公之行，公论所在，宇宙至广，必有非棠一人阿好所能掩饰者矣。 ”

这就是吴棠与王茂荫的交往，应当说是封建时代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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