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夏天一个乡下孩子在上海

□ 李平易

一九七三年夏天的我，是深山里大谷运中学初三的学生，已经进入青春期，只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看起来还只是一个少年郎。

母亲带我和妹妹去杭州上海固然是省亲，还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就是让杭州的亲戚带到其工作的医院查查我瘦弱的身体到底有什么问题，再就是和在上海铁路局当着干部的四姨商量商量我将来的“出路问题”。走进母亲的娘家，得先穿过两座牌坊，那是为她的中过进士的祖父和伯祖父而建的。杭州呆了几天，逐个看了当时西湖的各个景点，亦往虎跑、六和塔一线，依次当着两个舅舅、一个姨妈家的客人。表姐夫带我到一家医院作了检查，没查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只是总体上比较瘦弱而已。几天后终于坐上了新鲜的火车去往上海，过乌镇时知道这是茅盾的故乡——因为失学，我已经基本看完家里有点趣味的多数属于文学或文学史方面的白话文书籍，在普通人文常识方面同老三届或小三届们差不多。

姨妈的家离闸北火车站也就两站路，在当时是一个由上海铁路局的中高层领导人员居住的精致的小区。家里有电话、管道煤气和抽水马桶，这一切对我来说当然是极为新鲜的，都是第一次遇到。

四姨很亲切，姨父很严肃，不过家里安徽的味道很重，因为姨父是无为人，他可是说不来一句上海话，因此家中人主要语言还是普通话。在他们家中干了多年的保姆也是无为来的，他们已经待如家人了。母亲和四姨讨论了我的“出路”问题，还有半年我就要毕业，是想法继续读书，还是去插队，或者去学一门手艺，说起来都很缈茫，未有定论。就在那几天，报上登了张铁生那封著名的信。因了这封信，半年后我们毕业时就连走过场的升学考试都取消了。

四姨家的三个孩子我只见到两位，二表兄在皖南宁国的一家三线厂，大表兄本来是头一批插队到安徽淮北的，因为身体原因早就回到家中，表姐在上海铁路局下面的一所卫生学校读书，文革开始时她是外国语学校的即将毕业的小学生。无为阿姨因为我们是安徽来的亲戚，对我们很热情——有两年因为雇保姆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曾被迫离开过四姨家。一九八六年我婚后旅行去那里，老人家还在那里帮忙。

我看见了姨父对当时没有正式工作的大表兄发脾气，当时他心里一直憋着气，虽然已经“解放”重新工作了，其实也没多少事可做。

我学会了用煤气，那时的煤气是要用火柴点的，点燃那一瞬间需要一点小技巧，当然这并不难；也跟着四姨走到小区马路对面的菜市场买菜，那些菜蔬并不贵。

四姨比母亲小两岁，同样年少失慈，做姑娘时又在同一个机关谋事过，一九四九年后又都和共产党的“进城干部”结了婚，只是四姨是在大上海，姨父身体内有日寇射进的取不出的弹片；而我母亲则是下嫁到皖南歙县，父亲是一个经历曲折抗战时坐过国民党两次牢后来又坐了共产党牢的没有过几天舒心日子的小知识分子。姐妹俩关系一直是极密切的，她不仅在经济上支持过我们这个靠一个人的工资实在很难支撑的家，和舅舅们商量拿出生活费用将濒临夭折的妹妹接到杭州生活了一年多。我重新读书时她特地寄了五十元钱给母亲资助。文革前我们还一直能读到寄自上海的过期不久的《少年文艺》、《儿童时代》和《儿童文学》。她见我手脚还算勤快，就不断安慰母亲，说我将来总会找到一条谋生之路，如学个木匠或裁缝之类的手艺。他们这条街上就活跃着这样的年轻的手艺人，很吃得开，经常是活儿忙不过来。

多次来回于外白渡桥，逛过南京路，也去外滩看江水和大轮船。一天我决定去西郊公园看稀奇的各类动物。我拿着地图出了门，边走边看，从早上的较为凉爽一直走到太阳暴晒在柏油路上将人蒸腾得要干了似的。我没有乘车，而是一直走到了西郊公园，看到了巨大的大象、长颈鹿和有趣的斑马以及狮虎一类猛兽，各种各样的走兽飞禽。然后还是走了回来。

这件普通的事情显然让四姨一家人都显得很吃惊，因为来回毕竟有几十里路，正是酷暑时候，四姨并由此说我将来或许会有所出息。过了几天母亲要重回杭州时，让没有玩过瘾的我留了下来再呆几天学着上海人生活。其实当时我步行几十路本是经常的事，乡下即使通了汽车，要能每次都能赶上也是困难的，一年到头我总会多次从歙县的里东乡步行到父亲或母亲所在的西乡。

就是现在如到四姨家，闲谈时他们肯定还会说起这件往事，因为这件事给他们印象太深了。

虹口公园就在四姨家附近，我知道鲁迅的墓在那里，就抽空找了去。其时我对鲁迅的认识除了当时社会上灌输的以外，家里有一本王冶秋先生的《民元革命前的鲁迅先生》已经被我翻得烂熟，熟读的还有许寿裳先生的不少回忆文章。对鲁迅自己的文学作品，从表层意义上来说，除了《野草》和那个奇怪的《出关》也没感到就不懂了——当然后来知道自己懂得实在太少了。公园里显得很寥落，鲁迅的塑像孤零零地坐在高高的座基上，塑像边上有一道有着绿荫覆盖的回廊，我站在绿荫里茫然了好久。

四姨家虽然没被抄过家，但家里书并不多，也许是他们自己处理过吧。晚上我一个人睡在小房间里，不免会翻找读物，一个晚上我翻到一本很厚的书，有封面没有封底，竟然是《红与黑》，这书名作为毒草，我在大批判文章中看到过的，于是很投入地看了起来，一直看到下半夜，直到侯爵小姐抱着于连被砍下的头连连亲吻为止。因为后面被扯掉了，这书是不完整的。一个晚上也难说理解了多少，但是故事情节记住了，特别是记住了于连的胆大妄为，足够我后来反刍的。文革后，司汤达大概是最早被“解放”的外国作家，我在师专就看了他的《巴玛修道院》，但是我看不进去，也许是没了偷食禁果般的刺激吧，我也没记住其中情节。

也许就是从那个晚上开始，我知道了什么叫“野心”，也知道了什么叫“志向”。这些野心和志向在社会巨变后的很多年里支配了我的内心生活，直到某一天我决定放弃那一切，当一个普通人。这种内在的精神刺激对外人当然是不足道的。

母亲在杭州社坛巷等我一块回歙县，我虽然还想做几天上海的客人，但还是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四姨一家。走的时候，就连会再来上海的想法都没敢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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