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叶锡纯

□ 程瑞嘉

我对外公的最初印象，来源于外婆的絮叨，从外婆的絮叨里，他给人的是一个抛妻弃子，非常不负责任的男人形象。

今年的正月十一，我和哥哥妹妹去徽州区西溪南郑村的舅舅家拜年，看见原先破败的祠堂经过了一番修葺，从外观上看有点像模像样了，但仍然遮不住内里的空虚和残败。祠堂的里进，原先摆祖宗牌位的地方，建了个水泥台子，有幕布垂下，应该是个简陋的戏台。原先规模宏大的叶氏宗祠和郑源小学都已经很难看见当初的模样了，真令人痛心啊。

走进祠堂大门，我看见祠堂里的一堵墙壁上挂有一块木牌，上面介绍了郑村叶氏的渊源和叶氏宗祠的修建、修缮和郑源小学的创办等情况，其中有两处提到外公叶锡纯。一九四六年，郑村叶氏族人叶光、叶锡纯、叶光植等集资在原祠址重修宗祠。再是为惠及乡里，振兴本地文化经济，修好后的叶氏宗祠前后进被辟为学校校舍——郑源小学，由外公叶锡纯亲任校长，聘用叶宗周、叶宗钰、叶光模、叶春瑕、金义生、施学模等名师任教，吸引了不少外地学生来此就读。学校开办的几十年里，毕业于郑源小学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中专生、民营企业家，人才济济，不计其数。这让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外公形象：年轻有为，风流倜傥，热心乡村公益事业，为繁荣家乡文化经济而呕心沥血。

叶锡纯（1915—1979），原歙县西溪南郑村人，于1935年毕业于省立徽师三年制商科，身材修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颇有儒雅风范。毕业后去江西南昌经商创业，开办天禄斋商行，由于经营有方，生意兴隆。后来由于日本侵略的不断深入，各地经济遭受了重创，生意也越来越难做了，城乡各地看到的都是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的景象。外公考虑再三，决定回家兴业。他用在南昌做生意赚的钱在家乡一带购置田产，捐资修缮祠堂，与人投资兴办郑源小学，造福乡里百姓。全国解放后，外公迫于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估计不足，就匆忙地辞去校长职务，任命叶宗周为校长，然后带着我的小姨妈去了南昌，靠做生意维持生活，一去就是十八年。

外婆带着母亲和四个舅舅一个姨妈艰难度日。后来姨妈因病不幸夭折，为了其余的孩子有个活路，不致饿死，外婆将其中的两个舅舅分别给了人家，身边只留下母亲、大舅和小舅。外婆说外公拉起脚一走，丢下几个孩子给我，让我死不得又活不了，吃尽了苦头。给掉的两个舅舅中有一个舅舅由于给的是一个喜欢赌博而不顾家的女人家，家里的大小事情都由舅舅一人独揽，还不时会遭到女人的打骂，吃尽了苦头。因此对外婆怀恨在心，一直到外婆去世的时候都不认外婆。直到我母亲生病住院，这个舅舅才跑到县城医院来认姐姐，姐弟俩抱头痛哭。固执的舅舅依然不认他的母亲，谁劝说都没用。

每年春节去小舅舅家给外婆拜年，有时候会遇到给掉的那个舅舅来郑村的小舅舅家拜年。我看见外婆站在堂前的天井里远远地望着给掉的那个舅舅，舅舅也站在远处望外婆一眼，别说两人还真长得像。但舅舅就是不叫外婆一声妈。外婆对我们说要不是小时候把他给了人家，说不定早就饿死了，他不应该恨我啊。可是这个舅舅却一直认为，我母亲和其他两个舅舅都没有饿死，为什么偏偏他就会饿死？因此儿子不喊妈，妈也不会喊儿子，场面就有些僵，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留在心里的创伤恐怕是永远都无法抹掉了。

外婆跟我们讲得最多的是她如何地教育子女。外婆说她无法形容那时的苦，几双嘴要吃，要穿衣服，要读书，她是一样都顾不上。外婆出嫁前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两个弟弟都是大学教授，姐妹嫁的都是大户人家。旧社会重男轻女，外婆没有读过书，但却懂得读书的重要。母亲和两个舅舅因没钱交学费，又因家庭成分不好，在学校里受到歧视，就不想去上学了，母亲说是要跟着外婆一起去田地里做农活。外婆听了火起，她正要去生产队里做农活，就用手上拿着的锄头柄打孩子，还以跳塘寻死相威胁，终于博得了村干部的同情，同意免去几个孩子的学费，母亲和两个舅舅就哭哭啼啼地上学去了。后来母亲考取了休宁师范，毕业后就在家乡一带教书，顺便可以照应家里，外婆的生活才稍有好转。继而大舅舅也考取了东北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留在东北工作，据他说是在家乡吃的苦和受的歧视太多了，从而年轻人有了逆反心理，走得越远越好。舅舅后来一直后悔年轻时的不理智选择，对外婆和家庭照应不周，有时候钱并不是万能的，还有许多东西是金钱永远都买不到的。

只有小舅舅因家庭成分原因，一直到恢复高考以后才到西溪南中学教英语，后努力通过自学考取了公办教师，现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

眼看着身边的子女都有了出息，外婆应该感到欣慰，可是外婆却永远放心不下给掉的那两个舅舅和在南昌教书的小姨妈，心里一直挂念着。

母亲和父亲结婚以后，外婆有过短暂的快乐。可是时间不长，父亲又被错划为右派，被遣送到煤矿劳教。母亲受父亲的牵连，被远远地发配到歙县最偏僻的大谷运村任教，身边还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哥哥。外婆不放心远在大谷运带孩子教书的女儿，决计要去看望，可是外婆晕车，又不认得去大谷运的路。外婆那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了，从郑村出发，一路走到歙县县城，然后又出城拐上去溪头大谷运的行程，外婆常说路是生在嘴上的，不会走就问，走不动了就歇一下再走，就这样走走歇歇，外婆走到大谷运村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外婆回忆说，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走到大谷运的，一个小脚女人，也不知道害怕。母女相见，自然是痛哭一场，然后相互安慰。母亲说，当时人们都已经吃过晚饭准备睡觉了，母亲从食堂里找来一碗冷饭，菜都没有，用开水一泡，外婆照样吃得有滋有味，吃出了母亲一肚的辛酸和眼泪。我在小说《老虎鞋》中对这样的情景有过描绘。

我对外公的直接印象是七岁那年，从老家下蒲田跟着外公去郑村玩。走的是小路，往罗田，过乌石、呈坎、潜口，巴村、石桥，竦塘，到郑村。一路上外公牵着我的小手，穿桥过村爬岭，我还记得当时是春天，路两边的草木已经返青，稻田里碧绿的红花草已经开出了许多小红花，在太阳的映照下像许多跳动的火焰。沿路山坡上的杜鹃花星星点点，开得热烈奔放，鸟语花香，外公被沿途的景色感染，一路歌声不断，唱的都是唐诗宋词里面的句子。我在外公的歌声中蹦跳着赶路，四十多里的羊肠小路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掉了，下午四点多钟我见到了一脸喜笑的外婆。

这个时候的外公，早已经不教书，也不做生意了，而是成天呆在家里养兔，养羊，做裁缝和做木匠过日子。没事的时候喜欢唱唱歌，倒也过得自得其乐。外婆和小舅舅除了参加生产队劳动外，还经营着房屋周围的自留地。我喜欢拿起外公做裁缝的剪刀、尺子和做木匠的推刨和锥子玩，外婆看见了怕伤到我的手，就要急哄哄地大呼小叫，跑来夺了我手里的东西骂外公，说工具也不放好，伤了外孙的手我找你算账。外婆和外公发生争执时，只要外婆一翻起外公出走的那些陈年旧账，外公便无话可说了。此时的外婆无疑是叶家的功臣。

这次我在外婆家呆的时间最长，有好几个月，外公教我识字，背唐诗，做算术，对他的情况却一直守口如瓶，从来没有在家人和我们的面前提起过，他就那样默默地承受着一切，误解也好，埋怨也好，恨也好，一切都由时间来评判。

1979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塔山中学读初中，突然传来了外公去世的消息。我和哥哥、母亲赶到郑村，见到的却是外公的遗容。那一年，外公年仅六十五岁。

舅舅说今年是外公叶锡纯的百年诞辰，我想以此文来纪念他，一同纪念的还有94岁高龄去世的外婆和我早逝的父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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