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读徽州（上）□余敏辉 屯安东

作为长期从事徽学研究的文化学者，经常会有人问我们：“你们对历史上的徽州和今天的黄山市，究竟怎么看？ ”

这个太大的话题，问得看似突兀，却也是在情理之中。我们始终认为：对徽州要冷思考，热作为，要有准确的定位，要有科学的评价，要大力继承其优秀的精粹，要敢于批判其历史的缺陷。

徽州历史上因何出名

清朝婺源县学者江蕃说：“新安古以大好山水名，近代以文献名。 ”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似乎没有说到根本原因。

徽州山水很美，但中国山水胜地何其多也；黄山开发较迟，曾交通不便。实事求是地说，徽州在明清出名，并非山水，并非官宦，并非名人，而是因为徽商。

没有称雄明清数百载的徽商，徽州可能还是个穷乡僻壤、名不见经传的山区；没有“富甲天下”的徽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祠堂、民居、牌坊和村落；没有“贾而好儒”的徽商，就没有书院遍乡、文风昌盛的徽州，就出不了那么多的举人、进士、状元和名宦，也不可能留下那么多的文献。

徽州的历史文化遗存，包括非物质形态（戏剧、风俗、工艺、品牌等文化现象）和物质形态（建筑、典籍、文书、器具等文物实体），大多都渗透了徽商文化的元素。

这就说明一个道理：经济是基础，决定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程度。经济基础是支撑一个社会、一个地方发展和进步的前提；文化是灵魂，是一个社会、一个地方发展过程中内涵的积淀。历史上的徽商，不仅改变了徽州百姓的命运，也改变了徽州的命运。清朝成立安徽省时，将徽字作为省名的一个字，可见徽州的历史地位。

徽州历史上发展的几个拐点

拐点，原是高等数学的一个概念，是指改变曲线向上或向下方向的点，用在这里，借指事物的发展趋势开始改变的地方或时间节点。

中国的山区很多，为什么徽州能在山区中独树一帜，屹立于中国众多州府之林？它的发展轨迹中有哪几个拐点？我们认为，可以用三句话来大致概括：文野之分移民始，人才辈出离土始，贫富两极徽商始。

先说第一句，文野之分移民始。

徽州这块地盘从秦前到秦汉，都是越人控制的地盘。山越并不是一个民族，“是秦汉时期南方越人的后裔……与汉人发生了融合。住在山区的越人，叫山越”。他们农业落后方式,一般不与外界来往，藏匿山林，终身不入城郭。山越人这种生活与生产方式显然与时代发展不相容。

所以，从秦、汉一直到三国时代，历代皇朝都对山越人实行追捕和围剿，用镇抚并举的措施把他们改造成服从王朝管理的 “文明人”。应当说，把山越纳入体制管辖之下，是历史的必然。而徽州真正进入文明行列，是中国的三次人口大迁徙。中原百姓包括望族大户为避北方战乱，在晋永嘉、唐安史之乱及南宋建炎年间，先后三次向南方大移民，当时的徽州地盘则是容纳大移民的地区之一。

中原文士吹来文明之风，潜移默化地改造着带野性的山越族群，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徽州人。

第二句话是人才辈出离土始。

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瞻一，且不易耕作，每年农民种粮，仅供数月，只得从外地买粮，靠薄地茶山根本养不活当地百姓。唯一的出路是离土又离乡，到外地谋生路。徽州的对外开放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明初，徽州包括现在整个皖南地区，还是“以耕绩为务本，以工商为末”，加之明初实行抑商政策，徽州十分封闭，百姓生活困苦。这既有“父母在、不远游”的旧观念束缚，也有当时国家政策的限制。要开创新生活，首先必须在观念上突破。

康熙《徽州府志》曾引用清代学者赵吉士的话，记载了徽州人走出大山的过程：“吾闻之先大父曰：嘉隆之世，人有终其身未入城郭者。……有少有外事者，父兄羞之，乡党不耻焉。今则武断者比比矣。而闭户不出者，即群而笑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明朝嘉靖（1522—1566年）、隆庆（1567—1572年）期间，徽州人有一生没到过城镇的，如果有离开乡土经商谋生的，父兄感到羞愧，同乡也认为是不体面的事。而今（指明末）打破旧规，特立独行者到处都是。如果有闭户不出、守在家中的，大家反而嘲笑他。

至此，徽州人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如果仔细了解徽州的历史，就会发现一种现象，历史上徽州人才济济，但他们的奋斗、成功，绝大多数在外地，而很少在本土。就是古代像朱熹这样的大儒，许国、胡宗宪这样的大官，江春、胡雪岩这样的大商，近代的陶行知、胡适，无不是在外地起家并扬名于外，但他们念念不忘自己的祖籍和家乡。

第三句话是贫富两极徽商始。

史书和资料中不少文章都把徽商说成是富可敌国的炙手可热的人物，徽州充斥着金银气息。但深入了解徽州的经济史，就可以发现，徽州并不是人人皆富，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比任何地方都严重。

其一，徽州富裕的群体只占小部分。无论是府志还是县志的记载，我们看到的并不都是富庶的徽州。徽商时代，徽州男人有十分之七在外经商，十分之三留在本地务农。明万历《歙县志》给我们描述了徽州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情景。这种两极分化表现在：一是在外徽商富，在籍贫民苦；二是家有大贾者富，务工务农者苦；三是大贾奢，小贾俭。

其二、徽州物价高，负担重，大多百姓受虚名之累。

一是米价贵。 《歙事闲谭》在《明季县中运米情形》中载，由于徽州当地的粮食90%都是依靠外运，“以故江南米价，徽独高”。

二是赋税高。徽商发迹后，相当一批人举家迁居外地，“有先贫而后裕者，因彼地发祥，故挈家而迁焉”。这种外迁现象固然与徽州交通不便、徽商回乡费时有关，但也不能否定一个重要原因，即有些徽商受不了家乡这种苛捐杂税，纷纷逃离本土，外出定居，实属无奈之举。

其三，官吏不廉致使百姓负担加重。一些清醒的徽州人看到了光鲜外表下的真实。程读山（乾隆时人）在《为黄山寄远方游客书》中说：“……尚有诗云 （指汤显祖诗）：‘欲识金银气，须为黄白游。\’不知吾乡山水甲天下……且硗确少田，治生维艰，实最窭地。所谓素封（注：指无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的人），皆乡人之业鹾于淮南北者，本州如洗，实不足当此虚名也。 ”

这句话的意思是：有首诗说“欲识金银气，须从黄白游”，殊不知我的家乡山水甲天下，但土地坚硬田少，生活很艰辛，实际上是贫穷的地方。所谓无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的人，都是在淮南北做盐业生意的人，本州贫穷如洗，实际上担不起这个虚名。言下之意是，官吏们饶了我们本土的人吧，富人都在外地做生意，我们担不起这个虚名呀！

由于徽商名声在外，甚至给徽州本土带来一些负作用，即徽州这一带的税赋远高于其它地区，导致农民起义不断，盗贼横行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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