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档案一张五十多年前的结婚证书

毛集文

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我回家看望母亲，见母亲捧着一张旧得发黄的证书，痴痴地。

“这是？”

“结婚证书。”

母亲小心翼翼地递给我，削瘦的脸泛出一丝少女般的红润。这是一张颁发给母亲的结婚证书。证书的规格为39cm×26.5cm，字体是繁体字，行文是竖排的，字号为0028。证书的上方是一颗被稻穗合抱的五角星，其下是两面交叉拱卫的红旗。证书偏左的中央是一张父母的两寸照的合影。正文的主要内容为：双方自愿结为夫妻，经审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规定相符合，除予登记外特给此证。证书上标明“右给胡云仙（母亲的姓名）收执”，发放的时间为1953年3月。其中结婚双方的姓名和年龄均由经办人员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填写而成。另外，证书上还有歙县人民政府城关区区长的蓝色印刷体签字，仅署一个姓：“周”，以及歙县人民政府城关区的火红的方形印章和父母的规格较小的印章。这是一张历经五十多年风雨却芬芳缕缕的结婚证书，虽然“玉颜”憔悴，但在母亲眼中依然红红艳艳，仿佛证书上的五角星和红旗，高悬着，招展着，温暖妩媚着每一个日日夜夜……

也是在一个桃红柳绿的春日吧，阳光像一群欢乐的小鸟叽叽喳喳地流淌，春风如梦，丰姿四溢。父亲一脸喜悦，母亲无比羞怯，像两道幸福的暖流涌进了县城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再靠拢点，再笑点。好好。”对着镜头指指点点一番后，照相师傅在碉堡般的照相机前，把头伸进黑色的布幕，右手一捏，随着“咔嚓”一声，父母一生的情缘就这样定格了：年轻帅气的父亲从容不迫、却难掩丰收的欢欣，温柔妩媚的母亲三分羞怯、七分喜悦。

据母亲回忆说，她是在我小姨公介绍下与父亲相识的，彼此相隔三十多里，却一见钟情。那天春风习习，桃花灼灼。在小姨公那座木制结构的房屋内，两位热血沸腾的青年男女，彼此打量。父亲外向，目光像探照灯一样一往无前。母亲内敛，目光仿佛藤萝，曲曲折折地前行，双手还不住地抚摸衣襟。两情相悦，长辈却皱起了眉头。我外婆认为两地相隔太远，不赞成。对此，父亲毫不退缩，骑着一辆嘎吱作响的自行车，像骑着一匹战马，从渔梁直奔隆阜。赶到母亲家中，“咕咚咕咚”地牛饮一通后，顾不得擦拭额头上的汗水，就马不停蹄地劈柴、担水、挖地。几次三番，三番几次，终于让我外婆紧锁的眉头舒松开来。

婚后，父亲主外，母亲主内，你浇园来我挑水，和和美美，相濡以沫。从我记事起，他们很少为家庭琐事争执、吵闹。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像只老黄牛不停地劳作、劳作。回到家中，坐在一把陈旧的太师椅上，一粒花生米，一口酒，在昏黄的灯光下，笑眯眯地。母亲除了照常上下班之外，除了缝补浆洗，除了一日三餐，还要负责我们兄弟四人的日常起居和学习，比父亲要辛苦得多，但母亲没有一句怨言。唯有一次口角，闹得很凶，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在“文革”结束的第二年的一个子夜，睡梦中我们被一阵声浪惊醒。“你就是不听我的，瞎积极，怎么样，被人冤枉了吧？”“冤枉就冤枉，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不要跟我凶，有本事跟领导说去。”父母在房间内，唇枪舌剑，硝烟弥漫。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声浪渐渐地平息了。次日清晨，母亲照常起床，铺床叠被，生火做饭，只是眼睛布满了红丝。父亲照例饭来上手，照例早早地去了工厂上班，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自从我们工作后，父亲不时地叮嘱我们，要孝敬母亲，为了你们她吃的苦太多了。“嗯、嗯、嗯。”我们一片诺诺。

退休后，父亲还是闲不下来，不停地在院内的菜地里忙碌：挖地，搭南瓜架、羊角架。母亲仍然夫唱妇随：撒籽、浇水、除草，把生活打理得芬芳多姿。他们也出去旅游了几回。一次在桂林，父亲满脸喜庆，站在漓江的小船上，面对象鼻山，肩担鱼鹰，波光粼粼。母亲则在岸上，脉脉相对，静寂无声，耳畔似乎回荡着刘三姐那甜美的歌声。

前几年父亲因病去世了。母亲一个人生活，难免孤寂，但做子女的我们是不敢提议让她再找一个伴的，因为五十多年的相濡以沫，她的心坎再也容不下第二个人了。

“你看看，那时我们还可以吧？”瞧着五十多年前的合影，母亲满脸春色，似乎父亲还在她的身边，像一道清泉潺潺地流淌，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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