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诞辰120周年感怀

□ 金家骐

陶行知先生生于1891年，予生也晚，陶先生大我31岁。他不仅是前辈，而且是名满天下的伟大的教育家和民主斗士，被郭沫若先生尊为“陶子”。际兹集体隆重纪念之际，我回顾以往，有三件事值得记述。

一、我与陶先生曾有一面之缘

1934年夏，我小学毕业，已考取徽州中学（即今休宁中学），开学前夕，因舅父朱季恒主张和家长听从，我未曾入学，改去镇江新安同乡会办的新安信用合作社当了练习生。当年在镇江经商的徽州人很多，那时从原徽宁会馆分出，另组的旅镇新安同乡会，经投票选举出管理机构理事会，理事长是歙籍的杨荫庭先生，理事有歙籍的戴舜钦、王启荣，休宁籍的黄白民、乐民兄弟和我舅朱季恒，还有一位常驻城外田庄的婺源人詹老先生等。理事会中仅杨先生年龄稍长，其余都是四十左右精力充沛的人。成立之初，就一连办了四件大事：首先是建成了同乡会的会所，包括五开间两层的宏伟楼房，连同其后四户两层住宅楼房。其次是成立了新安信用保证合作社，为同乡和邻近居民商户举办小额借贷储蓄业务，杨荫庭先生兼任合作社经理，主持日常事务的是会计毕旭初先生，另外就是练习生我本人。再次是编辑出版了《新安月刊》，采写报道本地和苏沪杭各埠同乡及家乡的要闻大事，黄乐民先生（原苏报编辑）任主编，我们也多次参加取回印件、封包邮寄等事务。最后是创办新安幼稚园。前三项在1933年秋到1934年夏都已办妥，只幼稚园因缺乏人才稍为滞后。据我所知，此前已由杨荫庭先生以同乡故交的关系求助于陶行知先生，并派出其长女杨文霞和戴先生之女戴映秋二人去上海，到陶先生创办的劳工幼稚园见习三个月，然后请陶先生的学生孙铭勋先生和杨戴二姐同回镇江，协助创办同乡会的新安幼稚园，已蒙陶先生慨允；当年十月，同乡会商请会所后西北角的住户退租，建成幼稚园，因此户外侧围墙内有一块十余平方的草地，正好可作幼儿室外运动场。幼稚园距同乡会所不足20米，我一有空闲便去那里看望，很快也认识了孙铭勋先生，听他讲了许多陶先生的事，如佘儿岗儿童自动学校、工学团与小先生等。

是年初冬的一天，杨荫庭先生告知居住在会所的几位理事，陶先生近日可能来镇江查看新安幼稚园，当时陶先生改名不久，人们谈论中还常称他为陶知行，出口后又连忙改口或互相纠正称陶行知，我亲闻不下数十次。没几天陶先生果然如约来到，杨经理陪同他去看过了幼稚园回来，径直上楼休息，经过大厅右边合作社的护栏营业窗口时，毕先生只立起招呼了一声，没有离座，悄悄对我说了声“陶先生”。约隔半小时，杨经理陪陶先生下楼，又经过护栏，略为止步，向护栏内望了一下，我紧张地站了起来，走到营业窗口，踮起脚（当年我很矮小，对护栏外的人说话老爱踮起脚），轻轻喊了声“陶先生”，杨经理插话：“合作社的练习生，朱季恒的外甥，小学刚毕业。”我鼓起勇气说了句：“我表弟朱似馨是您大场山海工学团的学生。”陶笑着点点头说：“好啊！你在这里为同乡做事，也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啊，学会了不少吧？”我答：“我们合作社主要是对同乡开办借贷储蓄业务，储蓄有定期存款、活期存款、零存趸付等，贷款有整借整还、整借零还、抵押贷款等……”陶问：“什么叫‘零存趸付\’？”我答：“趸是万字加足字，也是整的意思。”陶笑道：“你也是小先生啊！”我满脸通红地回答：“我连中学都没上过哩。”说着，目送陶杨两先生走出门去。

此事除了舅舅，我从未对人说过。但这七十多年前无比珍贵的偶然一面，却使我毕生难忘！

二、在上海参加过陶行知先生追悼会

1946年7月11日，民主斗士李公朴在昆明被害，四天后，闻一多又在昆明遇难，上海的特务已将陶行知列入暗害的黑名单。陶先生预感到反动派很快就将向自己射出第三枪，更加紧工作，从4月18日起的最后一百天中，光在外演讲就有一百多场，由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患脑溢血去世。

1946年夏，我从徽州去上海，求职不得，寄居亲戚家，终日在外奔波。10月4日，我偶然路过天蟾舞台，当时此处正在举行李、闻追悼会，我被阻在舞台门外的人群挤破栅门裹着推搡了进去，从而参加了气氛极为紧张的追悼会，深受震动；不久，又闻悉上海各界10月27日要在南市震旦大学礼堂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会，于是前去旁听；那天入门后便感到气氛不像李、闻追悼会那样戒备森严，剑拔弩张，虽然人也很多，但会场庄严肃穆，井然有序。我见大厅人满，便去楼上，径直往右前方拐角找到一个座位，居高临下，更易看清。只见舞台前方高悬着黑色横幅，上书“民主之魂，教育之光”八个隶书银色大字，后壁正中是画家绘制的4乘3米的陶先生头像，目光炯炯，像前一列大花圈，两侧还有很多花圈一直排到台前；会场两侧挂满了挽幛和挽联，左侧高处有一横幅上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舞台正中置一讲座，上有话筒，两侧各有一列座椅，左侧坐着沈钧儒、史良、罗隆基、黄炎培、郭沫若、翦伯赞等十余人，右侧坐着国民党官员吴国祯、潘公展、张道藩、朱家骅等人，因为李、闻追悼会时台前立一标牌，用彩纸大字写着发言者的姓名，轮到谁发言，就先展示，所以这些人我大体认得；双方的发言虽不像李、闻追悼会上那样声色俱厉，挥手顿足，而同样是唇枪舌战，左派的义正词严，义愤填膺，右派的矫揉造作，文过饰非，都是显而易见的。会后我买了报纸看，还知道未曾看到的其它一些细节。

这两次追悼会对我的教育极其深刻，民盟的三先烈为国为民舍生忘死的英雄事迹指引着我，成为我当年冬到次年春与挚友李宰我共同创作漫画《日知录》诗画配，投寄进步报纸《联合日报晚刊》，抨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主因；也是我1952年参加民盟的重要先导。

三、为陶馆创作《陶行知童少年时代》组画

1981年，安徽省委、省政府批准在陶行知先生故乡歙县城内原崇一学堂旧址（陶行知少年时期读书处）修建“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向全国各地征集有关陶行知先生的各种资料，各级领导和名人题词。陶馆1984年建馆之初，共分四个展厅，第一、二展厅主要是陶先生生平事迹，分八个部份，第三、四展厅陈列陶的遗物、遗著、题词、手稿等真迹和复制品。其中陶先生生平事迹的第一部分为青少年时期（1891—1916），因年深日久，有关的人物、器物已不可能留存，唯有据流传的或考证的故实以图画形象表示，王世杰先生和建馆主持人汪平同志把撰写好的史料交付给我，嘱我设计制作。我仔细阅读之后，规划用十二个画面来表现，至今又历二十多年，画幅内容已难尽忆，依稀记得有如下几幅：①陶四岁时在大厅柱前跪伏在地，用烧焦的竹棒学着摹写柱联下端的“父兄”等字，塾师方恕咸站在其身后捻须微笑，貌似赞赏。②陶五六岁时，方恕咸免费为之启蒙，陶头戴农家常见的前饰铜挂件后有狮尾的棉帽，跪在方的书案左侧凳子上读书。③在休宁万安村头，陶提着小篓，跟随贩卖酱油的父亲，走向远处的村庄。④陶挑着白菜进城卖，顺便到崇一学堂看望在那儿帮佣的母亲。⑤陶长成十余岁，跟随休宁万安经师吴尔宽读经。⑥陶与同学比背书，据同学姚文采说，陶在三刻钟内能背《左传》五十三行，画面中画着陶面向前方背书，背景是《郑伯克段于鄢》的课文大字。⑦陶已进崇一学堂，跟随牧师英人唐进贤学习英语、数学、理化，唐的书架和书案上有圣经、精装书及地球仪三角板量筒量杯等件。⑧陶行知站在休宁万安水蓝（南）桥边的长行船船尾，面对画面近处埠头上送行的父亲挥手告别。此幅画是陶先生著名的别父诗的诗意，其余各幅已经全无印象。

1984年10月，陶行知纪念馆开馆时，这套组画被安排在第一展厅前端，此后我还去过几次，虽因陶馆扩建，位置有所变动，但都还在。1985年我调回休宁师范后，虽多次回过歙县，未再去过陶馆，此套组画是否存在，已不了解。

在创作此套组画时，查阅过许多资料，对陶先生后来的奋斗终生，终于成为举世敬仰的伟人，也深受教育。大哉陶子，万世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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