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商多为休宁人

徽州典商遍天下，从繁华都市到县城集镇，到处都飘扬着徽商典铺的招幌。明清时期北京城内典铺众多，绝大多数为徽商、晋商所开。北京徽典之多，以至徽州方言竟成为了北京当铺通用的行话。南京更是徽典聚集之所，明后期南京城内的500多家当铺大部分为徽商所开。在长江中下游的沿江，每个城镇几乎都有徽州典商。

休宁有个典商“吴百万”

徽州业典人数众多，不仅出现了一批业典世家望族，而且还出现了区域性典商群体。

休宁商人几乎视典业为他们的专门职业，世人称之：“典商大多休宁人”。休宁的商山吴氏，自明中叶以来就经营此业，以至“家多素封”，声势煊赫，是休宁著名的望族。明代小说《初刻拍案惊奇》中描写商山吴氏有个大财主，拥有家私百万，号称“吴百万”。这个财主就是经营典当业的“大朝奉”。

歙商也多热衷于经营典当业，据歙县县志上记载：歙县商人经商以盐、典、茶、木为最。歙县许姓家族就是一个十几代业典的典商世家，资本多达数百万，开设的当铺达40多所，遍布于江浙各地，所雇员工不下2000人。歙县的岩镇，在明末就号称子钱家之薮，致使该镇成为富甲一方的都会。徽州其他各县以典为业者也不乏其人。

发迹后渴望“钱生钱”

徽商中有不少人出身贫寒，最初的经营资本来源于自家房屋，或者妻子的首饰，甚至是衣裙的卖价。做了几笔买卖之后，又想把生意做大，有的只好向典商去借贷。有了当初千辛万苦的经历，后来发了大财，也就有了放债的强烈欲望，这毕竟是“钱生钱”的最佳途径之一。他们放债的主要方式就是经营典当业，其实就是高利贷，城镇出现的当铺、银号都属于放债取息的经营方式。

明清徽商之所以如此痴迷于广开典铺，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典当业风险较小、获利丰厚。而典业税额极低，也是刺激徽商投资典当的重要原因之一。

百万之资也散尽

明清时期，徽人典商的资本之巨是其他商帮所难以比拟的。在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就有记载。

歙县人许翁，世代经营典业，家中巨富。遗憾的是他的儿子们不争气，常常干出些违法的事来。官府以“豪横乡里”的罪名派人持文书来逮捕这名纨绔子弟，行贿求免，才免于一罚。

几个儿子一看家乡待不下去了，就四处远游，在其家所开当铺之处，肆意取钱挥霍。该处的典铺就要遭殃，各处掌柜纷纷派人送信给许翁，告知此事。许翁无奈，只好写信通知各处典铺，定于某月某日，同时关闭，企图以此来阻止儿辈的任意挥霍。

可典铺中的掌柜、伙计们不满了。最终，按典铺之大小，管事者每人给1000两至2000两银子，以此递减，至厮役扈养也皆有份，最少者也给钱十两。许翁共有40多所典铺，人数几及2000，各人都如数拜领而去，而许翁“数百万之资，一朝而尽”。

张亚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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