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叶国胜

自然界中，阳光不锈;在我心中，父爱不朽!———题记

父亲过世已有八个年头了。八年来一想起父亲，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他那满头白发。 

— 

父亲的白发是因我而白的。短短的四十多天，父亲为我的小命心急如焚，急白了头发。 

因为母亲贫血、身体虚弱，婚后十八年才怀上我这个“秤砣子”。老来得子的父母对我百般呵护，宠爱有加，不曾想到我出现了血尿。村里的人从没听说过更没见过这种古怪的病。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背着我四处求医问药，从村里的赤脚医生到德高望重的祖传老中医，从左右三村都很出名的土医生到屯溪地区医院的名医师，从吃小小的西药片到大碗大碗地喝中药汤，从昂贵的中成药到田头地角的土草药，从早晨到夜晚，从年初到岁尾，药片吞了几十瓶，药汤喝了几水桶，花钱如流水，病情不见好。父亲整天愁眉苦脸，一声接一声地叹气。他那佝偻的身影，失望又无助的眼神，一直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 

俗话说，病急乱投医，但也有投对的时候。一次，父亲带我到岩寺区医院诊治。一个医生看了看化验单就说:“可能是尿路结石，到县医院照个镜看看。”不知所以的父亲第二天又带我到二十五里外的歙县人民医院照镜，结果证实了那个医生的判断。医生说:“结石大了，要开刀!准备两百块钱!”医生的话着实让种了一辈子田的父亲五雷轰顶一般:一是开刀的危险性大，村里根本没人开过刀，他怎么忍心让我这个独生子活生生地驮一刀?二是两百多块钱在做一日只有两角钱的小山村，是个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因为身上没那么多的钱，父亲只得带我回家。那一晚，父母亲几乎一夜没睡。 

第二天，他揣着讲尽好话贷到的六十元钱带着我赶到县城住院。一位脑外科和一位骨科医生为我进行了手术。谁知开刀后却找不到那个石头。他们只得让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的父亲把“不省人事、死人一般”的我，抬到透视室去“找石头”。然后，又让手脚发软的父亲把我抬进手术室。术后，导尿管里的血流了一夜。第二日，刚从昏迷中醒来的我听说又要动手术，就拼命地哭:“我不去了，痛死我了!”父亲无助地拉着手术车，几乎是以哀求的口气语无伦次对医生说:“医生啊!怎么又要动手术?哪有这么多血流啊?”他又说:“我只有这一个小孩!我孩子可是走进医院的，你们可要小心啊!……”可怜的老父，连个安慰他的人都没有。我不知道，我进人手术室后，身材魁梧的父亲是不是瘫在手术室门口?手术后，由于营养跟不上，伤口一直不能愈合，就一直不能出院。父亲既愁我小命难保，又愁诊费无着。他白天无觉睡，夜里睡不着，我哭他流泪，我叫他心痛。四十多天里，五十岁的父亲满头黑发全部变白。当他背着我走进村口的时候，乡亲们都说，白了一头黑发，捡回两条人命!这时的父亲，脸上终于有了笑容:菩萨保佑，总算罢了! 

二 

父亲说他小时命苦，父母早逝，十岁的他成了孤儿。没吃过好东西，没穿过新衣裳，以至左小腿弄破了也没钱医，久而久之，伤及小腿静脉。成年以后，他左腿静脉上的伤疤被水浸泡的时间长了，伤疤就会脱落以致血流如注。每逢下水田，他只好用一个很长的布绑带。他总是说，他吃的苦够多了，再也不能让“在棺材盖上打过跟斗”的我吃苦了。 

尽管我住院的贷款信用社在催着还，尽管亲友自发借给我家的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清，但他怕我上学的路上被大雨淋湿，给我买了当时农村里根本没有的油布伞;他怕我流血过多体质不好吃不消走远路，就经常以“打罗汉”的方式送我去五里外的学校读书。 

当时，一个鸡蛋能换七分钱。我们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拿鸡蛋卖钱或是换日用品。在那个“靠鸡屁股过日子”的年代，父母亲从来都不卖鸡蛋，他们自己也舍不得吃，总能让我每天吃一个“粥锅煮鸡蛋”。我天生怕吃蛋黄，时常把蛋白吃了，把蛋黄丢给鸡吃。父亲看了心痛就批评我。我索性把鸡蛋让给父亲吃。“我又没开刀，我又不上学，我吃鸡蛋干什么!”看我这般不知好歹，父亲气不打一处来。

三 

我读初中时，要到学校吃食堂。自己拿米去换饭票，每斤米还要交五分钱的柴火费。可家里穷得这点钱也没有。父亲找到食堂管理员说好话，他们答应可以先欠着。可我一直不知道，这洞怎么补! 

一堂课上，老师点我回答问题。我站起来的时候，看到了窗外我那白发父亲。他打着赤膊弯着腰挑着他从山上挖来的满满一担树兜和树根，拄着担杵一步一步向坡顶的学校挪来。我的眼睛顿时湿润了。课堂上，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老师也没让我坐下去。当看到父亲趴在教室靠走廊的窗子上，准备把钱递给我时，我情不自禁地哭了出来。 

下课后，父亲一手拖着扁担，一手拿着来之不易的一毛五分钱径直走到我的座位上把钱塞给我，关切地问:“听不懂吗?要多问问老师!千万要好好听课，一定要搞懂!你这身体是吃不消种田的!”他又走到黑板前，对正在抄题目的老师说:“老师，我孩子身体不好，托你对他多费点心!”老师说:“放心吧!考取中专没问题!” 

读中专可以少念几年书，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可以提早工作拿工资，当时农村学生和家长都把考上中专作为首选。老师的一句话，让汗流浃背的老父满意而去。他边走边说:“老天保佑，考取就好!老天保佑，考取就好!”夕阳下，他那满头白发格外醒目。 

然而，老天并没有保佑我。因为招考办法突然调整，让我和许多本有希望上中专的同学统统落马。 

整个暑假，我不敢和父亲单独相处，不敢看父亲那疲惫的脸，不敢听父亲那无奈的叹息。看到老父扛起斧头上山砍树，我主动背上弓锯紧紧跟上;看到老父牵着牛走在前，我就扛起犁耙跟在后面。尽管腰发酸腿发软，但我咬紧牙关，默默忍受。我在心里做好了当一辈子农民的准备，甚至盘算着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因为家里根本就没有钱供我上学了!抽烟的数量本来就不多的父亲，烟抽得越来越少了，甚至一根烟抽一半还留一半下次抽。 

新学期开始的时候，父亲递给我二十一元钱:“还是去补习吧!不念书是没有出路的!”这二十一元钱，刚好是补习生一个学期的报名费，这些钱在当时可以买三十斤猪肉，或是可以供他抽六七个月的香烟。但我不知道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才听母亲说，那是父亲在大半年的时间里起早贪黑到山上挖树兜、挖树根，挑到学校食堂便宜卖了换来的。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二十一元钱，也郑重地接过父亲的嘱咐。为了走进心中的圣殿，我鸡叫出门上学，再苦不言苦，再累不言累。风雨过后终见彩虹，白发父亲蜡黄的脸上露出了久别的笑容。我终于成了我们家族第一个走出山门的人。报名那天，五十五岁的父亲用他那用得又光又亮的扁担，把我的简易行李一口气挑进徽州师范的大门。 

四 

四年后，我走上了工作岗位。 

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年近六十的父亲买来了烟酒;我积了半年的工资，自己动手为家里装上电灯;我把父亲送进歙县人民医院，结扎了他小腿上的静脉，并用板车把术后的父亲拉回家。 

在回来的路上，父亲感慨地说，这一辈子被血搞怕了!你妈贫血，你便血，我流血，听到血字就发抖。现在彻底好了，不用再担心事了!那段日子，我们一家三口都很开心。但在父亲的心中，二十多岁的我仍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参加工作后，身为独子的我，少有时间回到那生我养我的小山村陪伴父母亲。有什么事打个电话，没事的时候或者工作忙起来，连电话也懒得打。村里进城的人看见我总是说，每到星期六，父亲总是在村口的路边上放牛———我知道，他是在盼着我带着儿子回家!听了这话，我很是自责……五 

进人新世纪后，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发烧、咳嗽，甚至吐血，很快就落床不起了。2004年春节，一直心感愧疚的我整日待在父亲的床前，给他端茶喂药，陪他聊天。他总是说自己不行了。他知道农村里土葬开支很大，总和我说:“不用土葬。火葬以后把骨灰随便埋在哪棵树底下就行了。”我只能一个劲地说些宽慰他的话。 

正月初六一大早，父亲对我说:“明天去上班吧!你是公家的人!你要去写‘上九\’的新闻!你不能把饭碗打掉!”我只得初七回岩寺上班，初八写好稿件就连夜赶回家。 

病床上的父亲神志依然清楚，只是喉咙口的痰像抽风箱一样响。我强压内心的痛苦，可眼泪还是夺眶而出。我看到父亲的眼角也有眼泪流出，我看到他在轻轻地摇头，头上的白发直扎我的心坎。 

就在“上九”那天凌晨四点，和我相伴三十九年的父亲在我的怀里安然睡去了。那一刻，我抱着平静故去的父亲失声痛哭。泪眼朦胧中，我看见父亲的双眼没有合上。我知道父亲“一直放心不下”我，我只好用双手小心翼翼地在父亲尚有余温的脸上将他眼皮抚合。 

就这样，“上九”，成了我家永远的忌日! 

我永远记得，那一年，满头白发的父亲正是七十七岁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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