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学者张中行

二十年前赴京组稿，有幸拜访了年近九秩，仍著述不辍，被誉为“燕园三老”之一的文化大家张中行先生。

拜访前，没忘了电话预约，哪知老先生一口应承，说马上即可见面，并仔仔细细地交待了他的寓所位置，连如何乘车、过桥、转弯，乃至近旁的一家超市的名字，都一一说清楚，使我深深地感受到老人的平易、热心、细致和周详。

当我顺利地迈进张先生自取的雅号“都市柴门”时，他满面笑容地迎上来，连连说：“一路好走吧？这里偏了点，偏了点。”接着请我坐在沙发，而他自己却拉前一张木椅，与我面对面坐着。我不禁目不转睛地打量着他，但见老人留着平头，一双有点眯缝的眼睛满是笑意，胖瘦适中，身体相当硬朗，说话声音洪亮，耳聪目明，思路清晰，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上近二十岁。他上身穿着一件半旧中山装外套，黑色裤子，大口布鞋，浑身上下透着朴实与澹泊，真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头儿了。可是，就是这位不惹眼的“京城布衣”，却一肚子学问，经历也特别，甚至有某些“传奇”色彩呢。

张中行先生原名张璇，学名张璿，字仲衡（后以中行名之），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1925年考取通县师范学校，1935年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曾任教于南开中学、保定中学、贝满女中，后到北京大学任教，担任过天津《新生晚报》副刊编辑，主编佛学月刊《世间解》及《现代佛学》。1949年后至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审工作。1968年被下放劳动，1978年恢复退休待遇，继续在人教社工作。由于他学识博雅，文笔高迈，此间进行语言文字、古典文学及哲学和佛学等方面研究，深厚的积淀与精妙的呈现，使其著述源源不断，影响广被，以至有“文坛老旋风”之誉。短短数年，就奠定了他文化大家的地位，被季羡林先生称赞为难以企及的“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不少人可能还隐约知道，他是已故知名作家杨沫的前夫，且为《青春之歌》中余永泽的“生活原型”，由于这个“不光彩”的背景，他多年置身于霉运的阴影里，默默无闻，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直至新时期以后才逐渐“红”起来，集畅销作家与严谨学者于一身，关注度日高，以至成为央视“东方之子”主角，打破了原本读写相滋的清贫而恬静的生活。

交流中，先生一再说，安徽是个出人才的地方，他与安徽“有缘”。接着举他的《佛教与中国文学》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于安徽出版的例子，并感念该书的责任编辑，要我一定代为问候。当我趁便提出可否将此书修订再版时，先生略一迟疑，便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个小册子已收入文集中，现在又无精力修订充实，还是不印为好吧。”随即提到近年来他的散文、随笔类文章，已编选了二十余种集子，不免重复，有的读者有意见，来信责备，“其实我又何尝愿意这样呢？实在是约稿太多，推辞不了。”他有点无可奈何地说。并举了个现有的例子：“吴小如先生是多年知友，前不久受一家出版社之约，主编一套当代名家随笔丛书，要收我一卷。朋友坐轿子，要我抬，我能推脱吗？”他笑呵呵而又十分严肃地说着，并希望能够得到读者谅解。

张先生雅好古玩，尤重集砚，颇有所得。他曾写过《歙砚与闲情》一文，深情款款，饶有蕴致。由歙砚进而涉及徽州文化，他提到了一位清代闺秀书法家曹贞秀。曹氏字墨琴，父亲曹锐是休宁人，做过小官，善画，长住苏州，因此嫁与苏州名士王芑孙。曹氏有诗集《写韵轩小稿》，工书法，有名气。张先生很有兴致地回忆他曾于六十年代初，花五元钱购得她的一幅字迹娟秀、清雅精致的楷书扇面，觉得那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珍物，印象颇深。

接下来，他问我安徽出版界近年有什么重要的书面世，我介绍了已出版的《傅雷译文集》《朱光潜全集》《宗白华全集》和正在运筹中的朱熹、李鸿章、胡适的全集等大项目，他表示赞赏，说都是大家，值得出，有眼光。随后，话题又转到皖籍名人上来。他说起现代有大名的胡适之，认为他是了不起的人物，学问好得没话说，经史子集无所不研，无所不写；提倡文学革命，创作白话诗文，整理国故，考证《红楼梦》……每个领域都有突出的成就。“胡适口才非常好，妙语如珠，”张先生称赞道，“钱玄同虽然也很出众，但不及他的风趣幽默，所以，在北大，他堪称第一。”接着饶有兴趣地说，胡适长得一表人才，中等以上的身材，清秀白净，留个“学士头”，显得风流儒雅。胡又擅长社交，在当时的北大，论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魁首。他真正是平易近人，即使是初入校门的学生去找他，他也称呼某某先生，满面笑容，态度亲切。他家里成天是高朋满座，但年轻人登门他也亲自接待，有信必复，有困难也尽量帮忙。盛名之下，而能如此热情好客，礼贤下士，真是修养极高，绅士风度，并世难找第二人。所以，当时普遍流传着“我的朋友胡适之”的佳话。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胡适这样经过多年西方文化洗礼熏陶、思想开放新进的人，却严守着旧道德，能够遵照母命与粗识几字的江冬秀结婚，而且真的白头到老不变，说起来真令人感叹。

张先生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脸上泛着惬意的光。我转而一想，张先生不也是难得的蔼然长者、大家风范么！就我所知，他有不少年轻的朋友，却总是平等对待，奖掖多多，没有架子，因而也就没有代沟，谈学论道，其乐融融，让后生们感到亲切温馨、永生难忘。

娓娓而谈中，不觉时间过去了两个多小时，我有些不好意思。张先生却宽慰道，时间还早，谈得很愉快，并表示学术文集的稿约尽快编竣“交差”。先生执意要送我下楼，我担心室外温差过大，推辞再三，但先生还是陪我穿过长廊，直至楼梯口，忙着打开路灯，并连连叮嘱：“慢走，慢走！”

出了大门，冷风如剑，直往身上钻，但我的心头暖乎乎的。我深感今天是听了一堂充满睿智和真性情的人生大课。

□唐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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