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祖慈先生

□合肥唐先田

4月1日上午8时刚过，省作家协会办公室的祝越女士打电话告诉我：刘祖慈先生于昨日仙逝了。近几个月来，我知道祖慈先生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太好，但听到这个噩耗，仍禁不住悲从中来：又失去了一位鲜明而耿介的诗人。

我不曾在省文联工作过，但有很长一段时间常常参加省文联的一些文学活动。那时祖慈先生很活跃，因而常常在一起。接触得多了，他的言行举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热情而激动的诗人气质，浪漫而幽默的诗人情怀，耿介而有点偏执的诗人个性，形成了他鲜明的诗人风貌，这一切，常常使我赞叹不止。说到他的热情和激动，就使我想起他的那首《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那是一首他创作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诗歌，距今已40多年了，那时他也很年轻，只有40多岁。这首诗我已读过多遍，重新再读，还是令人激情澎湃：“人民的呼吸会刮来春风/人民的心声会震醒黄河长江/人民是土地的主人/人民是国家的脊梁/人民是真正的太阳/让我们肩起人民民主的犁铧/去耕耘我们的每一寸土壤。”这样的诗句，每一个字都是从诗人的胸腔里跳出来的，那样的热气腾腾，那样的铿锵亲切，将人民置于“真正的太阳”那样高的位置，而且那样热情奔放，在祖慈先生之前，似乎不曾有过。这首诗获得全国1979－1980年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只是在今天，众多的中国人渐渐地明白了“人民至上”“生命第一”这个质朴而颠扑不破的真理，祖慈先生在40多年之前，就将人民置于如此至高无上的位置，没有别的解释，只能说是他的一颗赤子之心的真实写照。当然，祖慈先生热情而激动的诗歌绝不止这一首，我所记得的，还有《三月》《笋》《过休宁》《春天又回来了》《雨中过清澜港》《太阳河》《雨》《剑麻幻想曲》《月亮》《银杏》《扶桑花开了》《净瓶山幻想》《诗人》诸篇，北京大学教授、诗人、诗评家谢冕先生极力称赞《月亮》《净瓶山幻想》艺术上的随意和洒脱，并说这是刘祖慈诗歌成熟的标志。而《诗人》则被大诗人公刘先生誉为一首令人印象深刻的诗，是刘祖慈诗集《年轮》中的压轴之作。

祖慈先生以新诗创作而著称，但他对中国的古典诗歌非常热爱，也非常熟悉。记得有一次坐车去外地采风，我和他坐在邻座，出合肥城不久，他就兴致勃勃地向我提议说，我们来背诵古诗联句吧。我问，联谁的呢？他说杜甫吧。于是，我背道：“舍南舍北皆春水。”他脱口而出：“但见群鸥日日来。”背完整首诗后他问我，你最喜欢哪一句，我说最喜欢“肯与邻翁相对饮”。他补充说，这首《客至》，不是写杜甫与“客”，是在写杜甫与“邻翁”的纯朴真挚友情呀，说完又征询我，说得可对？我答道，然也。于是相视大笑。他说他一个人也常用这种办法加强记忆，比如在走路时边走边背，背得高兴了，路也走得快，有时联不上，回来一查，就再也不会忘记了。在车上，当然不只是背诵联句，他也谈他的老家肥西三河，谈杨振宁少年时期在那里上过学，谈旅居美国的肥西人唐德刚，谈刘老圩子的刘铭传。谈刘铭传时，我插话问，你与他是不是一家？他笑笑答道，都姓刘，远房本家吧。刘铭传当时是大盐贩子，刘老圩子周围都挖了大壕沟，防范呢，怕当时的官府夜里来捉拿他。他叹口气后又说，命运使刘铭传成了大器呢！他还谈到他的堂兄数学教授刘永生先生，我问是不是潘孝琪老师的先生，他连说是的是的。我说潘老师是我的授业恩师呀，他说潘孝琪是我嫂子呀，又像占便宜似的对我说，你比我晚一辈呢，我笑笑不做声。他在我背上轻轻地敲了一拳，又得意地笑了。

他的幽默与浪漫，一见到诗人沈天鸿就表现出来了。尽管沈天鸿岁数比他小，但每次见到天鸿，他都笑着大喊“天鸿哥，上来戏戏呀”，而且拿腔捏调，令人捧腹。我问何故，他笑着告诉我，天鸿祖籍江苏，但在安徽望江长大。望江水面多，他家有条渔船，青少年时期他常划船捕鱼。他个子高挑，年轻时潇洒帅气。每到傍晚，他即将小船划到岸边去，和那些年轻的在河边洗衣服的女孩子打趣笑闹。那些女孩子一边泼他水，一边喊道：天鸿哥，上来戏戏呀！说到此，他解释道，“戏戏”是望江方言玩玩的意思。听了这番话，他笑，天鸿也笑，大家笑成一团。

耿介而有点偏执，有时还有点认死理，是祖慈先生的另一面，但他光明磊落，并不顽固。“独耿介而不随兮，原慕先圣之遗教”，《楚辞·九辩》里的这两句诗，我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背过好几遍。他崇尚耿介不是挂在嘴上，而是光明磊落地去践行。有一次文学评奖，他是诗歌组负责人。开评前，一位年轻人突然造访。他见过这位年轻人，知道他也写诗，但并不怎么熟悉，也意识到了年轻人的造访，可能是为诗歌评奖而来。正思考如何劝慰几句，可年轻人很快留下一个纸包，就匆匆告辞了。祖慈先生打开纸包一看，是两瓶茅台酒，他立即想到：这是为评奖送礼，必须拒收、退回。但当他快步追下楼时，暮色苍苍，那年轻人早已不见了踪影。他一夜都没睡安逸，第二天一上班即将这两瓶茅台酒交给文联党组，并在评委会上说明情况检讨自己，那难过的模样，我至今记得。

他与作家完颜海瑞先生，一个肥西，一个肥东，是极要好的朋友。海瑞先生曾多年担任合肥市文联主席，常邀祖慈先生参加合肥市的一些文学活动。有一年合肥市编一套丛书，祖慈先生和我都参与其事，祖慈先生负责散文卷的选编。记得临到清稿时，原先定下的两篇文稿，祖慈先生说不能用，而且态度很坚决。海瑞很有些着急，找到我说：他很执着，我的脾气也有些急躁，担心三句话谈不拢相互顶起来，不欢而散，还不解决问题，你说怎么办吧？我说，他自有他的道理，那两篇稿子有什么不妥之处，请他提意见，让作者修改就是了。海瑞说，当然是个好办法，但其中有位作者年纪大了，再让他修改，有点不合适。我说，请祖慈先生讲讲意见，我来改，改过后再请他看，如还有意见，再改，你看行不行？海瑞说，那当然好。三人碰面一商量，祖慈先生立即称是，编选的书稿也很快出版了。

祖慈先生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在，他的诗还在，他的热情与激动还在，他的浪漫与幽默还在，他的耿介与光明磊落还在，他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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