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铸商魂 徽商成大器

徽商的特点，贾而好儒，儒学重视孝悌，徽商孝文化色彩比较浓重，全国十大商帮，“儒商”形象，唯有徽商！孝文化，浓缩了儒家文化精华，形成徽商的商业文化，不仅提升徽商商业道德，也改善徽商运营思想。

中国商业文明起源很早，在中国商业文明史上，积淀了很多宝贵的文化元素，如诚实守信，克勤克俭，重视人才，重义轻利，薄利多销，乐观时变，论有余不足知贵贱，贵上极则返贱，贱上极则返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无息币，刻苦耐劳，凡此等等。这些商业文明都具有经典意义，闪烁着智慧光芒，被徽商广泛继承而转化为商业策略，构建了徽商的商业文化元素，成为培育商业道德和意识的知识源泉，让徽商成长和发展有了方向感。近而言之，“始于孝亲”，光宗耀祖；大而言之，守法爱国，富国惠民。徽商队伍在孝文化和传统商业文化交融的乳汁中，成为一支具有孝道文化品牌的商业劲旅，一支驰誉海内外的商帮。

从文化角度，考察徽商的商业文化，有两点十分突出。

诚信，是徽商的重要商业品格

清代鲍志道是富甲江淮的大盐商。他资本大，盐引多，为人诚信，受到商界推崇，被推举任“两淮总商”，实际上是当时民间的“盐商协会”首领，不是官员，不享俸禄。但是这个职务很重要，看似“素封”，实际是代表广大盐商与朝廷沟通的桥梁。朝廷通过“总商”下达政策法令，催收盐课，他身为“总商”，代表盐商和官府交涉，为商民谋利害。身任“两淮总商”20年，处事诚信、果断、公正，“自当事以若四方，经由一口与之讫。其殁无悔恶者。”

质量，是用商品解释诚信的标签。乾隆《长洲县志》记载：“布坊各处俱有，惟阊门为盛，漂染俱精。”苏州阊门是徽商棉布字号最集中的地方，有些不法商人冒充徽商字号，引起徽商诉讼。说明两个问题，徽商棉布的质量可信；也说明徽商强烈的商品质量保护意识。顺治十六年（1659）和乾隆四年（1739）徽商为了维护商业信誉，两次呈请官府严禁假冒字号。商业信誉，实际上是商品价值的一部分。黟县商人胡荣命在江西吴城（今江西丰城县）经商50余年，商号名重吴城。他晚年退归故乡，有人重金赁其商号，被断然拒绝。他对别人说：“彼果诚实，何藉吾名？欲藉吾名，彼先不诚，终必累吾名也。”

廉贾，是徽商的名片

汉代举孝廉，孝廉并论。《史记·货殖列传》引“廉”入“贾”，曰：“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歙商名人江次公教导儿子：“余闻本富为上，末富次之，谓贾不若耕也。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且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病不廉，非病贾也。若第为廉贾。”这是徽商中一名普通商民对于“廉贾”的哲学思考，直揭“廉”、“贾”关系的真谛。

廉贾，在商业活动中，本质上是诚信的外在表现。明代南京城有典当500家，主要是闽商和徽商。闽商典铺取利三、四分，徽商取利一、二、三分，结果“人情最不喜福建”，徽商赢得了顾客，占领了市场。休宁商人程锁在江苏溧水县经商，本地惯例，春天贷出，秋天本利加倍。程锁放贷，坚持十分之一利息。某年丰收，谷价很低，程锁仍然按往年价格收购贮存。第二年饥荒，谷价腾贵，程锁“出谷市诸下户，价如往年平。”由此赢得了本地信任，“境内德长公，莫不多其长者。”休宁大饥，休宁商人吴佛童库中存放很多粮食，有人劝他待价而沽，吴佛童曰：“使吾因岁以为利，如之何？遏籴以邻为壑，是谓幸灾，天人不与。乃尽发仓廪，平价出之。”

歙商鲍直润曰：“利者，人所同欲，必使彼无利可图，虽召之不来，缓急无所恃。所失滋多。非善贾之道也。”黟商舒遵刚曰：“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

综上所述，徽商依托孝文化的土壤，具有宗族组织和孝道文化的软硬件，风生水起，崛起于明末清初，成长为出色的商帮，称雄宇内，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迹。其中，徽商孝文化的学术探索与实践，显示了极大的聪敏才智！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本文属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徽州孝文化研究》，批准号09BZS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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