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鸿宾:解湘军困厄,为贤才伯乐

毛鸿宾赠同年进士书法曾国藩写给毛鸿宾的书信他是曾国藩的同年好友,两人不仅是性情相投的伙伴,更是志同道合的知己。每当湘军粮草不继、兵饷奇缺,曾国藩愁容满面时,总是他筹划解厄,可谓是湘军征战南北的坚强后盾。

□本报记者鲍青

在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家书中,有数十封都对子女提到了一个人,让他们遇到困难找其帮忙定获应允；而在曾国藩的往来书信里,也有二十多封写给这个人,并屡次表达获助感激和深沉想念。这个让曾国藩信赖和思念的人,就是晚清重臣、济南人毛鸿宾。

毛鸿宾生活的年代,正是清廷统治由盛转衰乃至危机四伏的关键节点。为了民族自立、国家自强,毛鸿宾对弊政革除、朝纲重振提出了诸多建议和对策,赢得了同僚赞许。后来升任封疆大吏,毛鸿宾抚境安民、赞襄军务,劳心劳力,功绩显著。而他于繁忙事务中,更是求贤若渴,数次为朝廷举荐贤才,尤令后人津津乐道。

危机四伏,渐至觉迷醒悟

毛鸿宾入仕后的心态之路,往往与国家的命运起伏互为应和,从早年的闲适恬淡、向往书斋,慢慢转变为日夜勤劳、忧心国事。

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毛鸿宾出生于济南历城。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25岁的他考取山东乡试举人。后经会试两度折戟,毛鸿宾终于考中道光十八年的会试,后经殿试取为二甲第80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编修。

在该年的进士榜单中,毛鸿宾和一位三甲同进士名次接近,又兼年齿相同,志趣相投,算得上“同龄同年加同志”,如今又一起入选翰林院,关系最为亲昵,是无话不谈的挚友。这个三甲同进士,就是名臣曾国藩。后来的仕途岁月,他和曾国藩相互扶持,互为思念,这几乎贯穿了毛鸿宾的一生。

两位春风得意的新科进士,徜徉惬意于书斋生活。毛鸿宾时常和曾国藩等人,或吟诗作对,消遣闲适光阴,或流连书肆,寻觅善本古玩,似乎还没有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四伏。

在道光帝的统治下,清廷走向保守和衰退,对内官僚腐败严重、地方民变潮涌；对外鸦片走私泛滥、大量白银外流。面对艰难的时局,一些有识之士奋起呐喊,呼吁立即复兴社稷、重振朝纲。思想开明的林则徐,在湖广大地组织人员翻译西书,尽可能多地了解西洋情况；好友魏源则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资助下,编纂经世致用的《皇朝经世文编》。

在道光十八年的年末,面对日益严重的鸦片走私问题,道光帝令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州查办鸦片走私贸易。

道光二十年,中英两国间围绕鸦片贸易的战争打响。战争初期,毛鸿宾属于坚定的主战派,屡次奏请朝廷速发大兵,剿灭英夷。但日益恶劣的战场形势,让他渐渐从虚幻的迷梦中醒来,开始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尤其是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清廷的羞辱和中外的反差,更令毛鸿宾有如遭棒喝之感。但身为传统士大夫的他,思想仍旧局限在“朝纲不振、奸佞当道”的传统思维里。所以毛鸿宾心中对朝纲复兴的理想措施,还是“清除弊政,选录贤才”的儒学思想。

《南京条约》签订次年,毛鸿宾任顺天乡试同考官。他开始利用这次机会,录取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到了道光二十七年,他又充会试同考官,依旧矢志为国择选良才。

同年,毛鸿宾在朝廷考核中位列二等,转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开始了谏垣生涯。在御史任上,毛鸿宾终于能将自己对朝政积弊的认识,以及对朝政改良的满腔热切,化为篇篇奏疏,希望能有补时弊。

任职谏垣,疏奏屡切时弊

任御史的第二年,毛鸿宾便以故乡山东“捕务废弛”问题上疏朝廷。当时的山东,各地盗贼蜂起,或侵凌老弱,或打家劫舍,惹得百姓怨声载道。但因为地方官人浮于事,众衙役疏于管理,缉捕盗贼异常迟缓。毛鸿宾希望朝廷能严词督促,令官府勤加搜捕,对尸位素餐者明正典刑,以儆效尤。

两年后,毛鸿宾被擢为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刚刚上任,他就上了一份极有分量的奏疏,直指地方久以存在,众人习以为常的“流摊”弊政,令暮年保守昏聩的道光帝也感到一丝惊诧和讶异。

“流摊”,起初是为了解决地方财政亏空而被迫实行的政策。但好政策实行中往往容易走形变样,反而助长了此前的不正之风。

清代承袭明制,对官员的俸禄定得很低。但官员们依旧生财有道,对能够带来利益的环节都上下其手,百般攫取财富。他们往往于粮储库存中自盗贪污,再假借灾荒名义予以销账,从而造成地方仓储不足,缺数严重。面对普遍多发的“任意亏欠”现象,地方大员“亦曲相容隐”,导致各地亏空愈发严重。

财政亏空巨大,若迅速补清,只能取之于民,但肯定会引起社会不稳。为解决这个难题,清代中叶开始实行“流摊”之法,将亏空数额分年摊派补足。政策实施后,确实有一些地方的仓储缺数补齐。但令清廷想不到的是,更加严重的“流摊”问题却出现了。

一些官员赴任后,千方百计东挪西凑,解决前任留下的流摊亏空。可一旦面临调任或升迁,则忿忿然于自己的“清苦”。他们大肆花销,中饱私囊,留下巨额的亏空,等待继任者流摊解决；有的官员则暗中将自己造成的亏空,分摊到前任官员的账目内,导致流摊数额越来越大。长此以往,流摊陷入恶性循环,各地亏空问题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时人言道:“本三五年流摊之事,今延期至十年二十年,辗转套搭,何时见底?”

毛鸿宾上疏朝廷,指出“流摊”的积弊,请求永远禁绝。他认为“今外省亏空多发,其弊莫甚于流摊”。流摊之弊已显,却迟迟得不到根治,其原因在于“接任人员或慑于上官之抑勒,或碍于同事之调停”,以致丧失原则,同流合污,导致亏空不断扩大。毛鸿宾笃信“乱世宜用重典”的信条,他批评当时朝廷处理失之于“柔”,即“欲惩治则担心受责者众,欲消弭则问题已入膏肓”,所以人浮于事,渐至难治。毛鸿宾建议各省督抚严查当地仓储问题,严办涉案人员,尽快补齐缺数,务求永除流摊之弊。疏奏呈递后,道光帝吃惊不已,令各地立即推行。但在积贫积弱的晚清,流摊弊政已深入骨髓,要立即根除无疑难如登天。

晚清社会动荡不安,各地土贼盗匪泛滥,严重威胁地方安定。但地方官员只求乌纱得保,往往敷衍塞责,逡巡不前,问题日益严重。毛鸿宾为此忧虑万分,他认为“皇上特简重臣筹办,备饷不为不厚,调兵不为不多”,但地方匪患依旧猖獗,往往“始窜偏隅,继遂深入腹地”,其直接原因“乃大臣拥兵纵寇,观望周章,又毫无先期之布置”。毛鸿宾指出此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为今之计不患盗贼不平,而患纲纪之不振”。他认为:“纲纪之存,必赖于宪典,自古未有宪典不明、刑威不振可以立国者。”因此他建议:“伏望即降严旨,择其退避之尤者,迅于该处明正典刑,则官吏将士晓然知法”。

为振兴纲纪,毛鸿宾不畏权势,多次弹劾大吏权贵,以期望整顿晚清腐败的吏治。如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毛鸿宾弹劾重臣胜保,指责他“玩寇糜帑”等12条罪状。一直到后来他升任两广总督,已是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依旧“劾罢巡抚及布政使之不职者,墨吏望风解绶去……”经过他的黜华崇朴,华南官场风气为之一新。

得贤督抚,能造封疆之福

晚清局势跌宕,“军兴”兵燹不断,诸多名臣皆以“军功”而驰名当时。但与时兴观点重官员军事才能不同,毛鸿宾更为注重抚民、治政的才能。他认为:“得名将,不过收战阵之功；得贤督抚,斯能造封疆之福。”

咸丰三年,时为都察院礼科掌印给事中的毛鸿宾,由户部尚书孙瑞珍举荐,奉旨回籍督办地方团练。当时回籍办团练,既缺钱粮,又无器械,且事事处处受督抚大员或地方官吏的掣肘。加上山民村夫,平时无有训练,仓促召集训练不易,往往成效不大。但是,毛鸿宾看中了团练“乱时能求一战,平时能保治安”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团练的保境安民功用。面对当时各地团练往往雷声大雨点小的弊病,毛鸿宾在山东“勉力支撑,艰难困顿,权而获全”。

毛鸿宾心忧地方安宁,常对地方剿匪建言献策,如他奏请“严赏罚、娴纪律、简军实、绝奸细、驭壮勇、解胁从”,以作为地方长治久安的对策。毛鸿宾抚湘期间,“湘军所至有功,各省多往招募,鸿宾疏陈招勇流弊,请慎选将领以收实效,并被嘉纳”。

咸丰十一年,毛鸿宾出任湖南巡抚。首先,他“以城防不足资守御”为由,将原先残缺不全的长沙城墙“自东迄南而西,次第修葺”。此举大大加强了长沙城防御能力,保证在战乱时能坚守待援,减轻百姓伤亡。

后来任两广总督期间,毛鸿宾仍然留意防御对百姓的重大意义。他见“江西南路防御松弛,闽粤交界均无防御”,奏请加强地方防御,未雨绸缪,保障地方安宁。

甚至因细故丢官,回原籍退隐后,毛鸿宾依旧为地方治理献计献策。同治六年,年近花甲的毛鸿宾亲自“率民团协守,寇不得逞”。

湘军后盾,每解燃眉之急

毛鸿宾的仕途岁月,与曾国藩的交往是绕不过去的关键一环。曾国藩的发迹,为毛鸿宾的仕途提供了极大助力。而毛鸿宾也帮助曾国藩成就了卓绝晚清的文治武功。

两人交情的笃厚,可以从曾国藩的家书中得以窥见。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获旨主持江西乡试,他便借此向清廷请假回籍探望双亲。离京时,他将一切家事托付给了毛鸿宾,“均蒙慨许”。行抵安徽太和县小和驿,曾国藩闻母丧,立即连发数函给留在京寓的曾纪泽,嘱咐他“往叩求寄云(毛鸿宾字寄云)年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他还告诉儿子,在北京的家眷要返乡吊唁,所需盘缠也可向毛鸿宾求助,他定能张罗完善。此外,他还交待了委托毛鸿宾代办的还债、筹款、存物、备车马、赠书等事宜,对毛鸿宾无比信赖。而毛鸿宾后来也将这些事办理得井井有条,令曾国藩感动非常。

因为相知相交,曾国藩因团练而得清廷倚重后,便不断举荐和自己见解一致的毛鸿宾。先是授意好友胡林翼“两次具疏”,称毛鸿宾在湖北任职数年,有胆有识,调度合宜,好善嫉恶,存心公正。很快,毛鸿宾就由湖北道台升为安徽按察使。同年,曾国藩亲自疏奏,保举毛鸿宾升江苏布政使。

到了咸丰十一年,清廷命毛鸿宾署理湖南巡抚。湖南是曾国藩湘军的发源地,又是湘军南征北战的后方大本营和粮草基地。毛鸿宾出任巡抚,无疑让曾国藩感觉身心通泰,如虎添翼。此后,毛鸿宾为湘军筹集粮饷、器械、兵源,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粮饷对湘军来说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军心和战斗力。但湘军并非清廷正规部队,粮饷往往依靠曾国藩自筹,所以他常常为此“十分焦灼”。江西是湘军粮饷来源地之一,但随着征饷日益频繁,当地“饷源竭矣”。湘军将领、曾国藩九弟曾国荃为此惊呼:“饷地日蹇,实东征之忧也。”而毛鸿宾总是在湘军最急需时,将湖南的粮饷、物资送至营中,以解燃眉之急。

咸丰十一年六月,湘军各营欠饷非常严重,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道:“老湘营欠至八个月,余亦欠五六月不等。”为了防止部队因欠饷哗变,曾国藩打算“挪用祁门三万金先行协解多营,以济燃眉之急”。不料祁门的饷银不但没能顺利挪动,而且当地也“索饷甚迫”。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湖南东征局两次送来饷银9.8万两、稻米数百石,曾国藩这才长舒一口气,自言“真如大旱甘霖,稍定军心”。

同治元年,毛鸿宾又“协解火药至十一万斤之多”到曾国藩大营。同治二年三月,湘军“粮台奇窘”,几乎断炊断食物,曾国藩着急地向各处借粮银,但大多都未得到积极回应。毛鸿宾却第一时间“借谷四万”,令曾国藩感慨万千。曾国藩在书信中,称毛鸿宾抚湘“阁下所以惠助敝处至多”,此言出自真心而非虚美。

同治二年,毛鸿宾擢升两广总督,欣喜万分的不仅有他自己,还有对物资供应望川秋水的曾国藩。他认为“寄云制军到后,粤厘必可略旺”,且湘军后勤保障“当有起色”。同治三年,曾国荃将所部湘军尽数裁撤,“悉数归农”。而按照湘军的惯例,平时兵丁多发半饷,拖欠饷银全部于遣散时发还。另外还要对兵丁发放一定的路费川资和适当安家费。这笔庞大的支出令曾氏兄弟焦急万分,时刻担忧士兵因欠饷哗变,让朝廷内猜忌他们的大臣抓到把柄。曾氏兄弟恳求毛鸿宾:“大批协济,以解倒悬为盼。”毛鸿宾知晓后,立即“慨济十万两”。曾国荃甚至为此感激到“流涕难抑也”。

为国举才,芳名留于当时

自入仕之初,毛鸿宾就非常注重物色、选拔人才,以为国家之用。湖南自古有“惟楚有才”的美名,但当时楚地英才,往往都加入了曾国藩的湘军,随他出省作战,湖南当地反而有“乏才之叹”。毛鸿宾得知自己出任湖南巡抚,就修书给曾国藩,“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曾国藩建议他仍以选材为要:“阁下在湘初政,仍要以物色将材为第一要务,在外征战的如胡、左、李诸公,在本地的如郭氏昆仲,皆与阁下契合有年。若一一遍访咨询,那么地方军队统领之选,偏裨之才,皆可屈指而得之。”

曾国藩建议毛鸿宾:“于闲暇之时招募数营在省训练,渐成规模。本省有事,则调出防剿……本省无事,则择邻氛之稍近者出境协剿。”毛鸿宾随即在湖南建团练勇,操练演习,一面配合清军作战,维护地方秩序；一面训练培养团丁骨干,成为补充湘军的后备力量。

毛鸿宾抚湘期间,向湘军输送跟随他多年的山东同乡。这些山东人往往“技艺绝伦,亦有血性”,在湘军里“颇为得力,且甚可爱”。曾国荃因此恳请毛鸿宾在山东团练内“挑选技艺最高”,能干有气力,愿远征在外年余者,送至湘军营内,“令若辈传授湘勇枪法拳法,以倡湘军精熟短兵技艺”。这样一来,南北方人可以互相取长补短,“而将来可收实效矣”。

曾国藩湘军的扩充,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提高,与毛鸿宾不断输送“技艺绝伦”“颇为得力”的团丁骨干,是分不开的。

而在“经世济民”思想指导下,毛鸿宾更加注意发现和荐举有治国之才的贤人。左宗棠早年为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后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璋幕下。毛鸿宾在湖南期间,发现他“识略过人”,便多次竭力荐举。他在奏疏中褒扬左宗棠“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并认为他“才力不在曾国藩、胡林翼下,若畀以封疆重任,必能保境安民”。此后,左宗棠便“自是骎骎大用”,后来更成为与曾国藩齐名的“中兴名臣”和封疆大吏。

同治元年,山东淄川发生动乱,百姓纷纷逃难,地方混乱不堪。清廷命远在湖南的毛鸿宾建言献策,保卫桑梓。毛鸿宾随即疏荐时任长沙知府的丁宝桢,称其人“有大才,可大用”。清廷采其议,擢升丁宝桢为山东按察使。丁宝桢赴任后,很快就稳定了当地局势。丁宝桢后来担任山东巡抚,功绩也非常耀眼,“人以服其(毛鸿宾)能知人”。

“中兴名臣”之一的郭嵩焘,曾任驻英公使,是近代著名的外交家。他为京官时,毛鸿宾“见郭之文采,极欲纳交,后任湘抚,又屡思延之入幕”。毛鸿宾任两广总督后,清廷起初拟擢黄赞汤为广东巡抚,便询问毛鸿宾的意见。毛鸿宾竭力“保郭堪任粤抚……疏入,如所请”。

除了举荐此三位“中兴名臣”外,毛鸿宾还荐举了后任湖南巡抚恽世临、河南巡抚吴昌寿、体仁阁大学士李福泰等人。当时朝堂,皆认为毛鸿宾慧眼如炬,能于万千官宦中识别真才实学者。

毛鸿宾为官从政20多年,就选才肃纪、保境安民、轻徭薄赋向清王朝上奏疏数百篇,集中反映了他渴望“兴利除弊”的政治思想。在当时,他能识人、善治民的特点,并未隐藏在晚清诸臣征战南北的军功光芒下。曾国藩称其奏稿:“条陈时政,弹击权贵,皆切中事理,关系天下安危。以救焚拯溺之心,而出以金和玉节之度,询足为谏垣仪式。”胡林翼也感慨:“指陈切直而气象宽博,可谓凤凰一鸣,必任天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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