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陈华文

只要有人的角落，必然就有医生与各种各样的病人。无数史家在书写历史时，时常将医学、医生和医书轻描淡写，有的甚至有意抹去。其实这也情有可原，医学与社会的话题太庞杂、太细碎了，医学往往牵涉到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价值取向。《救命：明清中国的医生与病人》试图从传统的历史研究中突围，用以点带面的方式，重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

医者的仕途梦

本书所探讨的，并不是医技问题，而是明清医者和患者治病的若干关系。医学不是抽象的观念，是活生生的实践，更是医者和病人共同谱写的社会史。书中，由两位平凡医生的行医故事展开，折射出三百多年前复杂而多样的社会医疗情境，从一个又一个吉光片羽中，尝试捕捉当时医者与医生的活动互动，从而为改善当代的医患关系提供参照。

一般来讲，历史研究讲究真实和严谨，容不得虚构和想象。年轻的凃丰恩在“自序”中指出，历史如此复杂，相对于那个无比丰饶的过去，我们所能掌握的断简残篇，只字片语显得如此稀少，在史料的空白之处，只能有想象力填补。这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凃丰恩着手研究明清时期医生与病人这个研究领域。2007年夏天，他曾到徽州（即黄山地区）进行田野考察，收集了散落在民间的、并不知名的医书，并在乡间深入访问老中医。《救命：明清中国的医生与病人》一书，也正是这次调研的成果体现。

他为何要从这个维度研究历史？其实很简单，那便是为历史上没有声音的人们“发声”，而民间无数默默无闻的医者和病人，无疑属于这类群体。

宋代以前，中国医学与巫术、道教的关系十分密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著名医生就有道教背景。但是从宋代开始，中国出现了“儒医”的传统，自此之后，医学与儒学越来越近。在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社会里，从庙堂之高到民间之远，均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理念，一个有志之人唯有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才是正道。然而这无疑是走独木桥，能获取功名者凤毛麟角。即便是那些医技高超的医者，也在科举之路上艰难跋涉。古代的知识体系，不像现在分得如此细密，不仅文史哲融为一体，很多读书人通天文地理、也粗懂医术，这大概是受到文学家范仲淹所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深刻影响。

科举与行医的矛盾

书中，以明人吴楚开启了全书的论述。中医史里，他并没有太高的声望，也就是一个依靠治病救人的“儒医”。如果说他还小有成就，那就是留下了《医验录》《医验录二集》，可这两册书也是知者寥寥。《救命：明清中国的医生与病人》中的写作素材和灵感，有部分就来自他所著的医书。吴楚出生医学世家，年轻时无心从医，认为这都是“小道”，不可能和崇高的儒学并论。然而，他的祖母在七十四岁之时染上重疾，众人束手无策，吴楚翻出先祖们留下的医书，彻夜苦读后大胆开方，竟然治好祖母的病。这件事情对他带来很大的触动。

古代读书人在应付科举考试的同时，还得自食其力以谋生计，此外准备进京赶考，也需要一笔不菲的盘缠。吴楚连年科举落榜，他不得不谋取一份糊口的职业。对他而言，选择行医是不二选择。当然，行医能够“上疗亲君，下救贫贱，中以保身”的道理，对他走上从医之路有直接的关系。现代人若要从医，需要经过系统、漫长的专业训练，从医门槛较高。而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从医只要精通文墨、读过一些医书，就可以卷起袖子上阵。当然，任何时代医生都有良医和庸医两类，古代也概莫能外。

尽管古代文人深知从医能济世救人，然而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传统社会的医生，行医要四处走动，被病人家属邀请到家里坐诊，少则几日，多则半年不等。本书中提到的吴楚，对于出门行医，他也是矛盾重重：行医花费大量时间，但是准备科举考试也需要时间。无法调和和行医和考试之间的关系，是多数儒医最大的痛苦。即便如此，儒医在行医过程中格外认真，对于开药方很是慎重，绝不会动不动就开名贵之药。

中医的世界里，天、地、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人体也是一个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例如头部出现了某种病症，脚底就有“心电感应”。而在西医领域，医学分成若干门类，牙医无法判断肺部的病情，骨科医生对于肾病完全是外行。而古代的中国医者，几乎都是全科医生，凭靠“望、闻、问、切”的方法，敢于接手治疗男女老幼的各种疾病，有时，甚至还一并给动物治病。在医者眼里，无论是显赫的达官贵人，还是底层贫苦的农人，都是平等的。本书提到，作为主要在徽州地区行医的吴楚，除了接诊一般的疾病，类似女性妇科病，他也不会推诿。根据他在《医验录》里的记载，病患者之中，半数为女性。有人认为，男医生给未出阁的富家女治病，中间隔一层布，这其实都是影视剧中的艺术想象。若不清楚患者面相，不知晓病人精神状态，就无法准确判断病情，也就无法开出药方。

医者的名利观

时代无论如何变化，医德永远都是医者最显著的职业素养。从另一个方面讲，医生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需要养家糊口，这也是行医的主观目的。然而儒医受到儒家思想的洗礼，并不把行医逐利放在首位，很多儒医对那些依靠坑蒙拐骗大发病人横财的江湖游医痛恨至极。儒医面对穷人，时常不计报酬，甚至自掏腰包。当然，医术精进的医者，其收入也是可观的。书中讲明朝一位名叫张朝宗的人，因为医术高超，深受各阶层病人的尊重，但是为了扩大收入来源，他还经营药业。明清时期的医生，收入不全来自行医，还有相当部分来自参与药店的经营。如明代徽州著名医者徐春圃的家族，在故乡祁门开设“徐保元堂”，另一位医者汪一龙在芜湖经营“正田药店”，洪基开设的“胞与堂”等等。

明清时期的儒医，在“立德、立功、立言”思想的助推下，行医算是立德立功，对于立言也是津津乐道。如吴楚在多年的行医中，留下了上千份的“医案”，类似今天的病历。当时的医案，不仅写下所开药方、治病流程，乃至对病人的情绪变化也记录在案。他把医案进行筛选、整理汇编成《医验录》。然而，当时印书费用高昂，他不得不找朋友化缘，有时还向病人暗示提供资助。而晚明时期徽州的的孙一奎，其医术、名气和社会地位远在吴楚之上，他与当时上流社会交集颇多，出版了《孙文垣医案》《赤水玄珠》等，但是他也有虚荣之心，邀请地方士绅撰写序言，还让病人或者病人家属，在书中现身说法，为其医技“背书”。此外，他在自己的医著中收录自己仪表堂堂的画像，以此昭示其成就和地位。

《救命：明清中国的医生与病人》一书，以医生与病人的独特角度，复原了明清时期鲜活的社会风貌和精神脉络。这种历史研究路向，扩大了历史的视野。我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仁者医心的命题，一定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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