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春节

□ 陈昌奉

元旦前后，文堂村的老家，总会新添一本历书或者董珍辉通书，是父亲在闪里镇的书摊上买来的。父亲略懂占卜算卦，历书是他的工具。第一次作用就是看立春时间。按照历书，父亲准确地把握着立春时间，不论年内年外。这一天，他必然亲自去菜地里挖上一棵青菜，剥去烂叶，放入花盆，露出绿油油的青叶，然后用红纸包一圈，在花盆上也用红纸写着“春到堂中”。当时辰一到，他要放起一大串鞭炮，烟雾缭绕中，将这盆青菜放在中堂条桌的正中，他定义这个为“接春”。说起来也怪，经过这一番折腾，再看看中堂上那棵春菜，果然好像春天到了，到处都有旺旺的气息。

进了腊月，杀猪熬糖就是我家的大事。父亲退休前当老师，退休后在闪里、箬坑几家诊所坐诊，很少过问家里农活。母亲每年养一到两只猪。父亲晚年有高血压和脑血栓，很少吃肉食。他喜欢家里热闹。烧杀猪饭的时候，他总要对我母亲说：“多烧点肉，多烧点肉!”，最后弄得台桌满满的，他跑前跑后请门前屋后的几个邻居以及我的堂伯、堂哥等过来吃杀猪饭。大家酒至半酣，他就没事人一样站在边上看看，脸上都是笑意。第二天更忙，村里玉生、春清、朝号等几个老人，他拿上两三斤肉、猪肝猪血给送去。朝号是村里的孤寡老人，喜欢吃点精肉，父亲知道他的爱好，总会挑点精肉给他，然后再包个30、50元给他。朝号临去世的时候对人说：“祖惠（我父亲名）对我有恩，我是没办法回报了。”其实父亲根本没想过他的回报，所做的只不过出于慷慨的天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徽州农村土法制糖不多了，但父亲每年坚持熬点糖，常见的是豆糖、谷花糖、芝麻糖。我们劝他：“街上都有现成的，买一点就是了。”他总说：“那不一样的，自己做的货真价实。”做糖，用小麦熬糖稀、炒谷花、芝麻，磨黄豆，还得请村里的师傅。几天的劳累辛苦，米糖终于制成。他骑着自行车，赶到闪里邮政局，将米糖包裹寄往他远在西安的叔叔婶婶、成都的大哥大嫂。这个传统父亲坚持了几十年。

父亲一生坚持着许多奇怪的习俗，比如他坚信燕子来家是吉祥的，为此常和讨厌燕子粪便的母亲闹矛盾。他相信家里有蜜蜂飞来是好事，他终生保持在家养蜂的习惯，他去世的一年，家里养的几桶蜜蜂飞走的飞走，死亡的死亡，让我好生伤心难过。父亲相信天人是合一的，孔子说“祭神如神在”。以前家里就父母和我兄妹四人，三十晚上的团圆饭，他必然要放八双碗筷，并且空置上面的位置。我们开始不解，父亲淡淡地说：“祖先也会回来吃饭的。”吃过晚饭，所有的灯都开到天亮。现在很多人不这样了。唯有父亲，一直坚持。除了将家里所有电灯都开着，还在中堂点起两支大红蜡烛。楼上没有灯的地方，也要点一盏煤油灯上去挂着。现在想起来，可能是作为一个苦难的大家族之后，他特别希望人丁兴旺。初一清早四点左右，他就穿戴整齐地起床了，是村里第一个起来开门的。将早早准备好的大鞭炮放在院子里，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拜三拜，之后将长长的鞭炮点燃，从院子的东头拖到西头。他平时用度极简，但在过年放鞭炮这事上算是奢侈。雷鸣般的鞭炮打破乡村夜晚的宁静，开启新年第一天的黎明，最后，满院的烟雾笼罩，一地的红鞭炮屑，把新年装点。

父亲平时是个严肃的人，不苟言笑，对孩子们要求很严。但是春节的时候，他总会在客厅板壁上写上“童言无忌”，对孩子们特别宽容。他的说法是：“过年了，一家人都要说吉祥语，不要吵架。”虽然宽松，但礼节不可少的。除夕晚上，一家人都洗过澡、换上新衣服，他和妈妈在客厅上端端正正地坐着，儿子晖坤、外甥意承会像古代一样，毕恭毕敬地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磕头祝贺，这时候父亲最开心最享受。每年的春联，他必定是自己亲自创作、亲自书写。正月初一开门之后，常有小孩来门口捡拾残存的鞭炮，看到父亲，会稚气地喊一声“公”，父亲高兴得不得了，总会给孩子一大包鞭炮和一个红包，他认为小孩子就是吉祥。初一下午，他开始安排我们的拜年计划。从村子里的姑婆、姨奶、堂伯以及外村的叔叔姑姑等，排得满满的。小时候我们也不想这么积极地出去拜年，想躲在家里看电视玩耍，但父亲总会对我们喝道：“难道你们礼仪都不要了吗？”

父亲去世已经三年，母亲又多病，文堂的老家已经不常住，他的春节文化有的我无法继承，有的我不得不省略，但父亲对人的谦逊，我们将谨记并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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