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美国加州政府授予吴伟民法学教授资格。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聘其为终身客座教授;2006年，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其法学专著《宽容——一个法学者的命题》，随后，

左—为吴伟民□ 张建平

想当年，吴伟民在安徽省祁门县教委工作，经常乘坐农村班车，然后骑一辆自行车，到大山里面走访那些敬业的乡村教师。受到热情接待后，自然也不少喝酒，甚至醉在那些小山村。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他的，因为我也是大山里面的一个无名教师。 

一个普通的徽州人，大学毕业后，从祁门县教委到省会合肥律师事务所，从律师事务所到安徽省司法厅的律师协会，再从律师协会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现在，又被美国学界重视，这不能不令人惊讶:这一路，吴伟民究竟是怎样传奇式地走出来的呢——

可能是因为吴伟民喜欢摄影的缘故，而我是以摄影为业的人，我们时不时总能见见面，聊聊天。并且，我有了机会前往北京，采访了这位看似简单又特别传奇的人物。 

2006年荷花绽放的季节，在中国法学界供职的吴伟民，苦苦摸索探求23年之后，出版了十年成就的第一本法学专著。 

在专著的封面上，吴伟民亮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文化是民族的灵魂”，“谁来制衡法治”，“拒放道德一条生路”，“学术不能迎合现行政治”，“拯救信仰”等。此前，专著的第一章“关于言论的宽容性”，已在清华大学的《法治论衡》中发表;而在专著之前，其学术论文《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断想》、《论德治与法治》等的发表，已经引起法学界的关注。 

2010年，北京西山红叶红了的时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儒学院院长王胜生(美籍华人)专程赶到北京约见吴伟民———他在《宽容》中读到了不少超越法律的内容，很是敬佩;特别是在研究中国法学时探讨了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学，探究了儒学的核心内容即天地君亲师和三纲五常的等级文化。王院长第一次注意到:在中国———有人跳到了法律的天空之上，发现了影响社会文明的宗教、哲学和法律。 

见面之后的第二天，王院长就打电话给远在洛杉矶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廉斯先生，并发出专著的电子版。威廉斯校长看完吴伟民的专著后，委托王胜生院长在香港大学购买120本《宽容》带回美国。 

2009年，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有学者在一次国籍学术会议上发现了这本专著，由于专著的序言系中英文对照版，当即很感兴趣;随后邀请吴伟民前往日本，商榷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2010年10月，威廉斯飞到北京，约见吴伟民。在北京的亚运村学术中心，他们在宗教、哲学、法律方面展开交流。 

3个小时的交流之后，威廉斯校长起身紧紧握住吴伟民的手，诚恳地说:“我不知道能否荣幸地邀请您作为我们大学的客座教授。……” 

2000年，安徽电视台《重案调查》(现为《案件调查》)、《周末断案》两档热播节目的签约嘉宾，每天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吴伟民突然消失……不少电视观众打电话给电视台:吴伟民到哪里去了? 

1998年，当《重案调查》、《周末断案》成为安徽电视台黄金时段的显眼节目时，吴伟民无论是到菜市场买菜，或在公交车上，他都会被合肥的电视观众认出来———有买菜拒收钱的，有乘客让座的，甚至还有中学生要求签名的。当时，吴伟民在安徽省司法厅的律师协会工作。国家提出依法治国，老百姓特别喜欢法制类节目，似乎有问不完的身边事需要寻求法律答案。 

或许是自己生长在一个特殊年代，或许他是亲眼目睹祖父一辈和父辈遭受的生命的悲剧，他放弃仕途，走进了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建设之中。吴伟民对于法律的悟性和追求，很快显露出来———祁门县法院借调他参与“严打”刑事犯罪，并任命他为助理审判员，担任审判长工作;当时祁门最大的三家企业即祁门茶厂、祁门瓷厂、祁门大洪岭林场聘任其为常年法律顾问。 

随后，这位年轻而且是双学历的人才，引起了安徽省司法厅的注意。1989年的金秋十月，吴伟民接到安徽省司法厅的调令，他只身前往合肥。当省司法厅领导在和吴伟民进行交谈时，吴伟民诚恳地说出他的想法:“我还年轻，刚进司法系统工作，希望能到基层去接触更多的案件，以此开阔视野。”领导很爽快地答应了吴伟民的要求。于是，吴伟民组建成立合肥环城律师事务所，当时的组织部门还正式任命他当了主任。 

这一干就是8年。其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司法在国家整个建构当中被边缘化，而律师在司法制度当中又被边缘化了。律师应有的地位、作用亟待社会重视。 

他萌发了新的想法———单靠自己做律师去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其力量是微薄的;必须站在更高的层面，为律师呐喊，以求社会更加支持律师，让律师从司法的边缘走向法治的中心。 

吴伟民的设想很快得到司法厅领导的重视，他也随即到了司法厅的律师协会工作。吴伟民为了扩大对律师的宣传效果，决定与安徽省电视台合作，制作法制类节目，让更多的人尊重律师，信赖律师。 

很快，制片人陈勇和戴本祠分别推出了《重案调查》和《周末断案》两档黄金节目，一下就吸引住了电视观众的眼球。吴伟民担任这两档热播栏目的签约嘉宾，点评案例，人情人理，更为百姓所喜闻乐见。 

2003年早春二月，或许是电视的影响力，或许是吴伟民的亲和力，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发现了这样一个特殊人才，他们正在组织力量，与中央电视台筹办《法治中国》电视栏目，展示国家高端反腐的信心和决心。 

又是一个金秋十月，如同当年从县城到达省城一样，吴伟民再度只身一人，从省城到了京城———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宪法赋予检察院担负着国家法律监督的职能。从严惩治腐败、打击贪污贿赂，检查机关更需要加强预防犯罪的功能。吴伟民担负着最高人民检察院预防犯罪的《法治中国》项目总策划。 

可以通过他策划的相关活动，认识《法治中国》，也认识吴伟民——— 

他前往北京宝隆公寓，对话中国法学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论官员财产的法律定性。 

他组织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刑法专家陈兴良与四川省检察院检察长张文清对话，评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推动国家立法，修改该项罪名，堵塞官员腐败漏洞。 

他策划中纪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永忠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周道生辨析，如何加大官员腐败的犯罪成本。 

他赶往山东济南，记录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中注射死刑的整个过程，并记下这位贪官的临终遗言。 

他受命前往贵州，在那里组织了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腐败的高官警示展览，并亲历他被押往北京，在北京第二中级法院接受法律的审判。 

他还亲历现场，到达赫赫有名的秦城监狱，访谈在那里服刑的一个又一个特大贪官…… 

吴伟民在这样高端的反腐败工作平台上，触发了越来越多的深度思考———为什么高官腐败层出不穷、前赴后继? 

自从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吴伟民开始研究国家的法律制度，并且通过比较法学，关注俄罗斯、日本、美国、印度、土耳其等国的法治现状。吴伟民说，之所以研究上述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因为这些国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体现着世界各种法治建构。我在采访吴伟民教授时，趁他接电话的空隙，翻看了他书架上和散落在沙发、茶几上的书籍———有印度的《德兰修女传》，有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的幸福》，有俄罗斯的《大国思维———梅德韦杰夫总统访谈录》，有日本的《神道教史》，有美国的《宗教法哲学》等等。 

我好奇地问道:“为什么阅读这些五花八门的书籍?” 

吴伟民回道:“研究法律，必须跳到法律的上空;研究中国，必须翻越中国的围墙。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所以，我必须涉猎引导法律的哲学，必须关注支撑法律的宗教。法文化只是整个民族文化的一个分支，它离不开这个国家的宗教文化;在中国，法文化离不开中国的儒学、道教和佛教文化。这也就如同你在摄影上取得的成就———因为你跳出了简单的摄影，你发现了徽州厚重的文化，把视野透向了演绎中国儒学的宗祠、牌坊和小脚女人。” 

我不懂法律，我只能凭感觉———这样记录了吴伟民在追寻法治路径上的一串串脚印。期待他的第二本专著《法的灵魂》早日问世，以求见到一个更加真实的吴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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