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情怀

金庸小说的人文精神黄立华今天我们如何评价金庸武侠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这恐怕是一个与金庸小说本身的存在一样长久的问题。严家炎在谈论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就时，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金庸小说实际上是以精英文化去改造通俗文学获得的成功。”这种改造，既体现在小说的观念、主题方面，也体现在小说的人物和艺术形式方面。作为一个受到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影响的现代作家，金庸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浸润，另一方面又广泛接受了西方近代以来先进的文化和观念，从而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色彩，大大提高了武侠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思想和艺术品位，这成为其小说创作超越雅俗界限、达到雅俗共赏境界的一个重要原因。传统的武侠小说中宣扬侠义精神是常见的主题，其根本归宿还是封建的伦理本位，贯穿其中的是人治社会所形成的道德要求，与现代社会崇尚的个体觉醒与个人完善相距甚远。而金庸的武侠小说的一个突出之处就是紧紧围绕个体的人这个中心，通过人物成长和人生经历的结构线索，在充满复杂变化和广阔的时空视野的历史社会的背景之中，展示人性的深度和奥秘、铺衍人情的变化和发展、揭露人世的迷惘和沧桑，从而使读者得到关于人性、人情、人生和人世上的深刻启示。这种客观冷静的对真实的人的直面就是对传统武侠小说人物类型化、模式化描写的超越，其笔下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是滑头的韦小宝、还是刚烈的杨过、或是敦厚的郭靖、至情至性的令狐冲和英雄豪迈的乔峰，以及已经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用语的东方不败、岳不群、小龙女、黄老邪等等，他们不是靠性格的类型而是靠性格的真实生动获得读者的认可。虽然作为武侠小说中的人物，他们的遭遇和经历也不免特别和离奇，但作者并不因此损害人物性格的内在真实。《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其发迹的历史机缘凑合、几近匪夷所思，但透过外表，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社会文化的某种必然，因为作者自信“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韦小宝的成功反映了封建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在的本质和奥秘。而在杨过身上，我们看到作者赋予他的一股流动不息的生命泉涌，在不停的奋进和搏击中放发出奇特的光彩，虽然偏激、虽然刚烈，但却没有虚伪、没有世故、没有任何对外在束缚的违心迎合，其中表现了作者尊重个体意志、崇尚自由选择和发展的现代人文主义成长观念。杨过在断臂之后，在孤寂中以惊人的毅力练成“黯然销魂掌”，真可让人感动的为之落泪。为什么金庸在回答读者自己最喜欢笔下的那个人物时，曾经提到杨过，我想杨过身上也许包含了金庸自己一生奋斗的酸甜苦辣，他是用“心”写的。在《射雕英雄传》中，人们当记得一段成吉思汗和郭靖谈论何为真正的英雄的文字。成吉思汗戎马一生、开疆拓土，自是历史英雄，但小说不是历史教科书的重复，作者让我们在成吉思汗功业的背后，看到百姓的流离和死难，郭靖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追求体现了真正的人道主义情怀。而《笑傲江湖》这部小说我们更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以自由的现代人文精神对传统封建的政治文化加以颠覆和瓦解的作品，它通过令狐冲这个形象，质疑了传统政治文化下的人格异化，在整个江湖世界竞相为争夺权势的纷争中，横逸斜出、任情自由，唱出与“一统江湖”相反的“笑傲江湖”之曲，捍卫了人的尊严、天性和意志，同时有力地揭露了封建政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正如陈墨所言：“在令狐冲身上我们看见了真正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意识，我们看到了现代意识与现代人的人格理想。”

以人为本的历史观

金庸的武侠小说虽然也是通过虚拟的江湖世界来表现人

和人的生活，但其中总让人看到现实的真实世界的影子，在那些虚构的故事里面，我们惊人地发现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某种深刻的真实和内在的奥秘，这同样得益于作者所秉持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历史观，从而能够透过表面的迷雾，看清历史的真相。

《碧血剑》是金庸前期的作品，它虽然依托了明末清初朝代更替的史实，而且像崇祯、李自成、清皇太极都确有其人，但主要人物袁承志却是虚构的。作者没有去求取诸多历史的细节，而是以艺术的独创思考了历史内部的真相。小说中一个瞎子的以“今日的一缕英魂，昨日的万里长城”为结尾的小唱就写尽了“家天下”封建专制社会中权力运作的恐怖和英才俊彦的人生悲剧，这个小曲虽似闲曲，但却是小说中情节故事和人物命运的真实写照。小说在写了崇祯皇帝杀了袁崇焕自毁长城以后，又写了李自成进北京以后竟然也逼死了李岩。崇祯这样做，是出于“朕即国家”的理念、其一家一姓的利益至高无上，这也并不难理解；而李自成本来是专制王朝的反抗者，为何却也如法炮制？他的队伍进了北京，一样的花天酒地、骚扰百姓，这又与他要推翻的王朝有何区别？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李自成虽然是一个封建王朝——明朝的反贼和叛逆，但却依然是整个封建文化的精神后代。尽管小说中有关李自成的情节不无虚构的成分，但小说表现的仍然是可能和可信的。正如章培恒在比较了金庸的小说和另一位作家的《李自成》以后所指出的：这位作家“虽然力图使《李自成》成为真实的历史画卷，但在我看来，其结果，却常常是真中见假。而在这方面，金庸武侠小说恰恰具有相反的特点，它们不是真中见假，而是假中见真。”章培恒的见解无疑是精到的。

而《笑傲江湖》这部小说中，上面已经提到，金庸对封建政治权力本位的特征和权力斗争的残酷与虚伪揭示的异常深刻。那些争权夺利者不惜丧失人性，扭曲变态、剪除异己、为所欲为，但都打着“正义”的旗号、披着“名门正派”的外衣，他们的眼里只有权力和对权力的服从，岳不群将令狐冲逐出门户、嵩山派残忍杀害刘正风全家都是出于对不合作者的惩戒。这部小说，作者并没有明确交代具体的故事发生年代，这正表明它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封建朝代，其所揭示的一切在中国社会历史中具有普遍性。

在金庸最后完成的一部作品《鹿鼎记》中，作者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发现比之前的作品都更为丰富和深刻，在看似游戏和插科打诨的笔墨中，作者再一次不动神色地撕开了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帷幕。韦小宝的成功之路，暴露了传统文化内在的遗传密码，他厚颜无耻、不择手段，却最终能够大红大紫、朝野通吃、官至鹿鼎、位及至尊，无不是对封建政治文化的一大讽刺。韦小宝在历史上未必确有其人，但却不乏张小宝、李小宝这样的兄弟。陈墨先生认为：“韦小宝是中国文化的精灵，同时也是一个怪胎。只有真正了解中国文化，才能真正地了解韦小宝。反过来，韦小宝的文化个性，又可以说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这是一个清醒的现代人文主义者在透彻地研究了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奥秘之后奉献给读者的钥匙，一旦读者拿到之后，他的使命也就告一段落了，《鹿鼎记》成了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封刀”之作。

平等的民族观念

此外，金庸武侠小说在涉及到其它一些较大领域的问题时，也充分体现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倾向。比如，他有不少作品写到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的人物和生活，他并没有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的观念，反而在一些比较中推崇了少数民族的斗争精神和务实作风。在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中，回族姑娘霍青桐的形象，光彩程度就不亚于男主角陈家洛甚至过之。在《天龙八部》中，丐帮人物始终计较乔峰的契丹身份，但在乔峰为消弭汉辽战火而自尽后，一直与其为难的吴长风终于捶胸叫道：“乔帮主，你虽是契丹人，却比我们这些不成器的汉人英雄万倍！”这真是具有穿透力的声音。还有在《鹿鼎记》中，作者写康熙如何告诫臣下吸取明亡的教训的文字，也突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

（作者系黄山学院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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