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江畔译事忙如切如磋细商量（中）——参加中英文文学翻译培训班追记

□李平易

走在桥上，韩博士对此桥本身很是好奇，尤为好奇的则是桥中间的文峰塔，已经穿过去了，他复回头端详，指着其二层说那是干啥的。我仔细看一眼，说大概是餐厅，吃饭的地方，但并不能肯定，因为走来走去并没有特别注意。看来老韩对在此风景可人的地方吃一顿很有想法，他要彻底搞明白，于是我们往回走，问一个环卫女工，她说就是餐厅。

因为只顾着同韩先生说话，不抬头看路，居然在这小小的地方走错了一小截，绕了一个小圈。从水街径直走上了老大桥，对于河北岸的形成一排的钓鱼人韩博士也感到了好奇，问我，这钓起来的鱼能否食用。我说可以，因为这条河里的水在中国的河流中算是干净的。并说河里也常能看见摇着小舟的打渔人，说着说着果然看到了一条小船在飘摇。

走过老大桥，看到老街口，博士可能有点累了。问清楚也看到了他们所住的新安山庄离那儿只有一小段路，他说打算回宾馆了。我想他一开始的目的地就是老街，在黎阳转的时间多了点，但我还希望陪他走一小截，他见这里人来人往的有点热闹，也就欣然举步了。就街口到三马路头那一小段，老先生走入了不少店观望。走至三马路口，右转弯就到了河边，没几步路回到老大桥北端，小心走过桥头后，老先生坚决不要我再陪往，说自己很清楚那宾馆的位置，不需要送他过去。

晚上六点时，赶到黄山学院一餐厅和众人一块晚餐，去时，杯中已经被倒了酒，稍微喝了一点。遇黄立华等，黄说白天我在前面他在后面，未能招呼。现在他已是黄山学院外语学院的院长，会议安排的是这晚听“赵一凡讲钱钟书的小说叙事学”，赵一凡这个名字在八十年代《读书》杂志的铁杆读者中应当是很熟悉的，当时他的“哈佛读书札记”相当吸引人，至少是很吸引我的。其时老中青三代都渴望着新鲜空气。

说是讲座七点开始，但赵一凡老师能喝酒，又遇上一个更能喝酒的西北大学外语学院的胡宗锋先生，将时间喝得稍长，酒也喝得有点高。因此时间延迟了约半小时。但这时原定的报告厅已被闻风而至的学生——也许还有教师占满了，于是院长黄立华接到指令，临时换一报告厅，可容多一些人。大的报告厅人也坐得满满。大家都好奇地等待着，自然也包括了我。

赵一凡先生显然有充分准备的，但毕竟又多喝了点酒，一上讲台，出口就是英语，以为过会儿他自己要停下来给自己翻译，谁知他滔滔尽是English,把多数听众弄懵了。如果全是英文，那大概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听明白吧。有不耐烦的人开始退去。幸而赵先生English吐快活后，恢复了说中国话的本能，大大的显示屏上也出现了他要讲的钱钟书叙事学的讲义，原来他是钱先生的弟子，应当算是私淑弟子吧——这个我已经不太奇怪，碰巧不多天前，因为坐公交没有零钱，我顺便买了份九月号的《读书》，居然又看到了赵一凡的大文，但居然写的却是同“国学”相关的人与事，如吴宓什么的。心里想这个写哈佛读书札记的人怎么也转向转岗了呢。

不过，听他说钱钟书，究竟还是有趣的。钱钟书肯定不是两脚书橱，赵老师口吐莲花加唾沫，分析《围城》中人物，说一些实际的轶闻趣事，至于那主题“叙事学”，在我看来简直就无所谓了。讲得兴起时，同时用中文和英文来了几个俚语，也很好玩。

再不过，当晚听众中如果是普通的学生，虽然赵老师后来讲的是中文，还有字幕，但他们还是基本听不懂的，即使是青年教师，如果不是很喜欢这一类知识，能懂的也不会多。

讲了约一个小时，字幕上是“未完待续”四个字，赵先生出离了教室，等了会儿，以为他就此打住。我也就起身了，起身后又听说还有个互动环节，就是人问他答，我顿了顿，还是走了。

走在路上，我想三十年前一个启蒙者的形象转成了钱学研究者之一，也可算是中国学术界发生大变异的生动实例之一了。

过了三天，在一个小范围内，听到了赵先生更多的话，算一下，凡在一块约四小时，他讲了不少于三小时，滔滔者，赵一凡先生也，这三小时内讲的话里引起我共鸣的很有几分。既然是小范围内，这里也就不打字算了。

创意写作之事他们无需我参与，是怎么进行的，我自然不很明白，虽然在邮件里我将自己的想法写得比较仔细具体。问了下，似乎比较简单，因为那是附带的，培训班主要的重心在文学翻译的培训练习。

我们这个小组的的指导老师是杜博妮和我，应该简称为杜博妮小组。只有四个学员，一位是中国湖南常德某大学的梁余晶老师，一位凯文（Kevin·McGeary)是英国人，戴维（David·Harris）和安娜（Anna·Gustafson）则是美国人。四个人的背景很不一样，梁老师当然是英语老师，大约是副教授，是业内人士，下个月（即十月份）将率妻携子往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读博；安娜则是位才二十二岁在北大进修的女孩，外形很像电视上常见的俄罗斯、乌克兰一类国家的网球运动员，名字也像。她年少时曾随经商的父母在中国的青岛和大连生活过，那时开始学中文，回国后选择了中文专业，在北大进修一年后将继续回国读研究生，也可以算是专业人员。凯文和戴维则是漂在中国的老外了。戴维说自己在中国干过不少事，当过老板，也当过生化医药公司的高管，现在则在筹划一个“心理健康会所”一类的机构，说是已经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凯文在中国南方生活，主要在广州，他说自己创作中文歌曲，词曲都是自己亲历亲为，也能弹唱，还在某家报纸开有一个专栏。这后两位严格说来应当是文学翻译的票友或者业余爱好者吧。

这些情形，有的是二十三号课程开始时各自简介时说的，有的则是课间休息闲谈时说起的。

我拿了那本译有《巨砚》的《中国文学》介绍自己时只是强调了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但是究竟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此译作的文学水平如何一直无从得知，而且就连译者的名字也不知道。这回自己的这个作品能作为翻译材料，并且有造诣很高的杜教授指导看一篇或一段译文的形成，十分高兴。同时，也知道这篇作品在翻译上有一定难度，这是外研社和我联系时要求的，祝愿他们在杜教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这次培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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