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有益·捡拾先民的遗珍

■ 李红岩

近日读到三种清新淡雅、图文互映的图书，颇让我心醉。它们是：《图说清代女子服饰》《图说清代吉祥佩饰》《图说清代银饰》，均为王金华主持编著，黄山书社出版。三册小书收入一函，构成和谐统一的系列，装帧风格一致，篇幅相当，内容构成与形式安排相同，但均可遵循读者的需求与爱好，单独阅读。

初遇此书，即被其古雅而不失当代气息的装帧风韵所吸引。但凡一部好书，除去内容的精美，形式的适宜相配是绝对重要的。怎样装扮、建构一本书的形式，无论中外，都早已是一门专业学问。这门学问的核心，是引发读者的舒适与美感，促使读者去亲近它。这就如同一个美人，没有搭配适中的服饰是不行的。当然，在形式美将读者吸引过来之后，内涵的价值功能性便突出了。毕竟，图书不是服装模特，只炫示美丽的身材与外饰是远远不够的。图书是要“说话”的，读者不但要看它怎样“走台”，还要看它是如何发声、如何讲述美妙的故事。

我认为这三册书具有多重的价值。这首先是由图书所描述的对象决定的。因为，无论佩饰，抑或银饰、服饰，都具有多重的价值。它们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工艺品，又是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同时，由于它们内在蕴含人们的文明传承、风俗习惯、价值追求与思想情感，因而是最直观的文化符号，可以从多角度、跨学科、交融性的重叠层面予以解读。而且，还由于它是与现实生活已然产生距离的历史记忆的物化载体，所以具有拼接、遥想历史图景的功能。当然，我们不能忘记，看到这些物件，人们会想到收藏，会想到修身养性、娱乐身心、充实生活等等。

撰构这样的著作，光有文字不行，光有图片也不行。有了图，有了文字，二者不能实现有机的配合也不行。而且，图片搜罗得不全、不典型、让行家看了不服气更不行。尤其重要的是，文字过于冗长、压过图片不行，话讲得不到位、概括得不准确同样不行。我看这三册小书，在文图关系的处理上，是非常成功的。它让我们看到大量清晰的图片，在图片中看到丰富的图案、纹饰以及工艺的细节，同时以概述性的远景文字以及图说性的特写文字，将图片的内容与内涵揭示出来。这对专业读者来说，当然是最直观的史料；而对普通读者来说，又是近距离的讲解。

这三册书在科学描述对象的外貌之外，力图揭示对象的文化内涵，这在全书的编排架构上就可以看出来，但更细微的揭示还是通过文字进行的。显然，服饰、佩饰、银饰的任何一个图案、任何一个造型，都是有文化内涵的。有时，构成图案的要素，就是一个历史或神话故事，而一个造型所蕴含的，又是一个反映社会心理的情感诉求。这在清代或其他历史时期，无非是社会风俗的自然反映，但在今天即成为有待阐释的物化记忆符号。因此，物与思、型与情在对象化的“饰”中，是缠绕在一起的，是不能分割的。这就要求作者将它们的关系“说”出来。在这方面，我认为作者以准确和广博的历史知识，对书中应该揭示的文化内涵，做了很好的揭示。

有趣的是，三本书的书名，都有一个“饰”字：银饰、佩饰、服饰。这三个词的前一个字，代表的是实用性的功能；而后一个“饰”字，代表的是艺术性的审美。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这三个“饰”的共同点，会发现它们在审美上，都具有“隐藏”与“凸显”的相反相成效果。所谓“饰”，在这三本书中，其实是以“银”的材质、以“佩”的动作、以“衣”的综合，最终达到自我与他者均呈现最佳状态的审美效果。由一个共同性的“饰”字，全书结为一个小小的系统，自有其深层的内在道理。

人类从来没有离开过“饰”。在文明初开的上古，人类就已经开始“饰”。时至今日，在空前融通的世界，人类的“饰”，显然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冲破“饰”的民族与时代界限，从无比丰富的多样性，走向交融与贯通。一个亚洲人佩带着印第安人的佩饰，一个欧洲人涂抹着非洲人的纹身，都不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饰”背后的各种禁忌，已经越来越不被人们所在乎。但是，作为人类丰富的文化载体，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忘却先民的创造，毋宁说，我们应该捡拾起先民的遗珍，不但丰富我们自己民族的记忆宝库，而且给世界贡献我们的珍品。从这个角度看来，这三册小书虽小，其意义亦可谓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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