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胶片时代,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便携式摄像机时代,90年代中期至今的数码时代,这三个分期既有技术因素,也有摄制理念因素。总体来说,安徽纪录片的发展轨迹,与全国纪录片发展历程基本相同。
几十年来,安徽电视人为全国观众奉献了《远在北京的家》、《我的小学》、《中国民工潮》、《淮军》等大批优秀纪录片作品,纪录片创作队伍渐成规模,从事电视纪录片策划、创作20多年的禹成明也是其中一个。
引言
正如很多人认为小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一样,也有人把纪录片视为一个国家的相册。文字也许能够表现更为丰富的内涵,但影像记录,则更直观,看起来也更真实。
上世纪80年代,一部《话说长江》,让中国观众见识到纪录片的魅力。40%的收视率,也成就了它在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的传奇。
纪录片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它不同于故事片,是通过虚构的人物命运,来反映社会现实,或表达某种思想,纪录片对自然和社会的反映更直接。
从这个角度来说,纪录片作为一种电视艺术,它的表达方式更接近新闻专题。但它又不受新闻报道中立客观的限制,假影像技术之手,它可以赋予艺术语言的表达。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自然纪录片《动物世界》印象深刻,中国纪录片的技术变革,差不多也正是在引进这部片子之后。当《故宫》借助特效手段来呈现宏大历史场景时,中国纪录片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大片时代。
央视新闻专题栏目《东方时空》推出后,电视节目的纪实理念得到强化。全国各地的主流电视媒体纷纷开发纪实电视专题片,从侧面推动了电视人在纪录片领域的探索。
在央视纪录频道开播之前,纪录片栏目就已经在各种电视频道风行。去年,央视制片人陈晓卿总编导的《舌尖上的中国》大获成功,创造了近年来纪录片收视奇观。
然而,大多数纪录片因为题材和播出平台的原因,完全不可能与《舌尖上的中国》比肩。纪录片受众面狭窄,制作周期偏长,尤其是在中国,纪录片远未达到“工业化生产”的程度。
播出平台和销售渠道少,拍纪录片不如拍电视剧赚钱来得快,借此出名则更难,这让不少创作者望而却步。加上电视审查的严苛,“体制内”的纪录片虽然也有佳作,但总体水平很难与国际上的顶尖之作相提并论。
相对于“主流”纪录片创作而言,近20年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虽一度艰难生长,却在国际纪录片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摄像技术的发展,降低了纪录片的制作门槛,使一些“体制外”的创作者能够轻易介入。
凭借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对现实的不加掩饰的反映,独立纪录片表现出极其强烈的“诗人”气质。
安徽本土的纪录片创作,在全国一直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出现,涉及的地方性题材,无论大小,都有佳作问世。
撇开纪录片创作的门户之见不谈,它都面临与国外对话的问题。作为一种影像艺术,纪录片只有在与境外文化的持续交流和碰撞中,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胶片时代:人文风光是主调
除了中间曾在深圳电视台工作过8年,禹成明一直生活在省城合肥,其职业生涯,则大部分献给了纪录片。
从事纪录片策划、创作20余年的禹成明,虽然已经退居幕后,但近年来安徽本土制作的一些大型纪录片,监制名单中仍然有他的名字,年轻导演在拍片时,都要过来向他请教。去年,他的纪录片研究随笔《真相与谎言》出版,更是奠定了其在纪录片领域的专家级地位。
“安徽电视纪录片与其他省份差不多同时起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主要得益于电视的普及,和央视提供的播出平台。”禹成明介绍,便携式摄像机引进以前,老一辈的导演主要还是用胶片拍摄,而且题材比较单一,主要是人文历史和自然风光,目的也主要是为了宣传。
这一时期,本土纪录片影响不大,但由央视拍摄的25集人文地理纪录片《话说长江》,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片子,后来的纪录片,无论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开始有了变化。
黄金时代:压抑之后的释放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是中国纪录片的黄金10年。当时,全国人民刚从那场“浩劫”的阴影中走出来,长期的压抑,正需要一个释放的出口。
不单是电视行业,彼时文学艺术都有复苏之势,文化界异常活跃。“那时全国有几十位纪录片导演,都经历过下放、文革,所以作品偏重于个性化的表达,较多地反映了时代变迁。”禹成明回忆,一时间涌现了许多优秀纪录片,如《让历史告诉未来》、《沙与海》、《最后的山神》等,《沙与海》还获得了“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纪录片大奖”,等于是受到了国际认可。
这一时期,好的纪录片作品层出不穷。
“央视开了一个叫‘地方台50分钟’的栏目,后来又改成\‘地方台30分钟’,为地方台纪录片导演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播出平台,也推出了不少人才。”禹成明感慨。
大片时代:寻求与国外对话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地方台都改成卫视,电视信号覆盖范围扩大,电视行业由节目时代跨越到栏目时代,再到频道时代,分类越来越细。
1993年,央视《东方时空》开播,电视纪实理念进一步放大,纪录片从作品时代迈入产品时代。“我们现在经历的时代是一个‘大片\’时代。国门敞开之后,国外的纪录片大量涌入,有了学习和借鉴的榜样,中国也开始出现纪录片的大制作。”禹成明介绍,《故宫》就是典型的代表,这部纪录片在拍摄时,运用了大量特效,以展示故宫建造的过程。
“做电视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通过相关审批,有‘准生证\’,才可以在电视台播出。”禹成明告诉记者,这一时期,《森林之歌》、《敦煌》、《圆明园》、《复活的军团》、《再说长江》等纪录片,都是“体制内”作品的优秀代表。
但所谓的“体制内”作品,与“体制外”的独立纪录片,同样面临与国外对话的问题,即用什么样的电视语言,实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访谈 安徽制造的创作团队渐壮大
记者:国内的“体制外”与“体制内”的纪录片如何?
禹成明:其中也有一些好作品。比如王兵导演、反映沈阳工厂改制的《铁西区》、杜海滨导演、反映四川地震的《1428》,因为对现实有比较深刻的呈现,都获得过国际大奖。
在“体制外”作品中,个性化表达进一步加强,更多偏重于反映小人物生存状态的题材。
记者:安徽目前的纪录片创作队伍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禹成明:主要还是以电视人为主,近年来,有一大批年轻导演正成长起来。也制作了不少优秀的电视纪录片,如叶海鹰的《淮军》、《中国民工潮》,王振涛的《大黄山》,祝凤鸣的《我的小学》,吴斯的《严凤英》、《两弹元勋》等,这些作品都在国内获过奖。
年轻导演郭巍拍摄的《成本华——一个被遗忘的抗日女兵》,已经确定即将在央视播出,据说讲述的故事非常精彩。而由另一位青年作家、导演于继勇负责的淮河题材纪录片,目前也正在紧张的拍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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