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我们说话剧 记者 孙婷/文 程兆/图

那一夜，他说……

◆“掌声有的是来自观众内心，有的只是应景。所有给《宝岛一村》的掌声，都是给那个时代、给角色、给历史的掌声。”

◆“用苦的方式来表现苦的事，不是我所选择的，我是用幽默的方式来表现悲情。”

◆“我写邮件给我的美国教授，说在高雄第一天发了12000只包子、第二天18000只，他说这样的事只有圣经中发生过。我的团队平均1.4秒发一只包子。”

◆“乔布斯说得好——消费者没有义务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的话剧也是，我从来不知道观众想看什么，我只相信我所关心的事，也是观众所关心的。”

◆“对‘文化创意产业\’这6个字，很多人只在乎后两个字。”

大学时，他玩音乐玩了整整5年，最后却选择了话剧这条路；而立时，他放弃了西方的话剧沃土，毅然来到了台湾这片“剧场荒漠”；《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使濒于灭绝的台湾相声起死回生，《暗恋桃花源》让大陆人知道了他的名字——赖声川。他说他“只是回到自己的生命，做自己所关怀的事，否则我做事就失掉了依据。”

昨日，赖声川和夫人丁乃竺，带着他们表演艺术坊的话剧《宝岛一村》，带着对创作的热情及思考来到了合肥，参与了合肥广播电视台录制的节目《央视主持人赵普对话创意及戏剧大师赖声川》。而在昨日上午的专访中，赖声川让人看到的更多的是他的创作态度，而12月9日及10日晚上，《宝岛一村》 将在合肥大剧院连演两场。

记者：《宝岛一村》迄今已经上演过很多场，有没有让眷村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赖声川：对眷村的保护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了，700多个眷村如今只剩下3个，但是这出剧将历史的回忆放入了人们的心中，填满了很多人心中这段历史的空白。从前那些因环境动荡意外渡海而来的居民，他们原本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结果却等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1949年到九十年代，这中间有四十多年的历史，生活在眷村的人从最开始的异乡人，到最后的认定这是自己的故乡，这其中的情感历程，和家族及个人的命运变化，是我想在这部剧中展现的。比如他们回来的时候带着3大件、5小件，但他身上穿的西服可能是借的，那3大件、5小件可能是他全部的积蓄。

记者：《宝岛一村》这样一部台湾题材、台湾演员的剧，怎么能够引起大陆观众在情感上的共鸣？

赖声川：这部剧的题材让大陆观众看似陌生，但其实很熟悉，因为无论时代、地域如何变化，人的情感是共通的，他们只是寻找情感的方式不同。

丁乃竺：这部剧其实还是讲人和人之间的一种联系，眷村的人们在那种生活环境下，人们之间很熟络，有点类似大陆的军队大院，你可能有很多个“爸爸妈妈”，但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很隔绝。

记者：其实在大陆，很多二三线的城市，都可以说是“剧场的荒漠”，尤其是话剧的票价，有的高达上千，普通市民通常不会花钱看戏，如何让更多的人走进剧院？

赖声川：话剧虽然被称为小众的艺术，但他们必然是一群有着艺术追求的观众。而且常常有人会说网络时代的到来，话剧会死亡，我说恰恰相反，话剧会更珍贵。话剧演员和观众呼吸同一种空气，它的表演会带来震撼。当然我一直要求我们话剧的票价定价不要太高，要照顾学生朋友。

丁乃竺：在台湾，表演艺术坊已经培养了稳定的观众群，他们从第一部戏一直追到现在。现在在大陆，我们也逐渐有了这样的剧场观众。关于票价的问题，因为做话剧的成本很高，但它又不像电影那样可以高额收回，所以这决定了它的票价。

记者：赖老师的很多话剧都用了台湾很有名的演员，这是因为他们的明星效应吗？

赖声川：其实正常的话剧生长环境是不需要明星的，话剧演员的培养也应该是永远在寻找新的人才。明星效应不完全是，用明星的前提也是他们可以演好。如果在合肥《宝岛一村》可以演50场，那才是正常的话剧环境，当人们养成了下班后去吃吃饭、看场戏的习惯，话剧环境才是正常的。

记者：在合肥演出的时候，会派发包子吗？

丁乃竺：一定会，我们已经在合肥找了一家包子店，据说味道还不错，到时会在现场派发。

赖声川：在澳门演出的时候，因为当地只有广东的叉烧包，所以我们在当地定的包子，成本高达20元一个。

记者：是第一次来到合肥吗？印象如何？

丁乃竺：第一次来，我很早就知道安徽以及合肥，念书时知道有桐城文派，知道合肥是一个很有文化韵味的地方，马上还要去黄山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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