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档案一张师专通知书

◎  毛集文

1978年，是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万千学子，再次踏上知识改变命运的征程。在那个天上、地下仿佛着了火的夏日，因心理过分紧张而从考场沮丧而出的我，长叹一声，自认为败局已定。不料，当左邻右舍的伙伴兴高采烈地赴上海、上南京、走合肥时，本地师专的一纸通知书抵达了我的手中。自视甚高的我，一腔郁闷。校名是借了别校的帽子带的，名为安徽劳动大学徽州师范专科班。何况通知书上还强调，须自备畚箕一担、锄头一把。这哪里是学校，分明是个农场嘛。不去，不去。本来就有些屈就之感，再加上畚箕锄头的刺激，我想“而今迈步重头越”。不料，父亲眉头一拧，严肃地告诉我：不行。你不去读，以后就不能考，我到教育局问了。万般无奈，泪花在眼眶中转了几圈的我，像被逼上了花轿的新娘，只能苦苦痛痛、恍恍惚惚踏上求学之旅。

一报到，一落座，才知自己不屈。师专中文科共两个班，老中青三结合。其中有两名老三届的成绩显赫，一位的语文单科成绩名列全省第二，一位的数学几乎满分，硬是被阅卷的老先生们找了个茬，因近似等于上的那个点的不太清晰，扣去0.5分。一些同学尽管高考成绩超过了本科录取线，却因年龄偏大或志愿填报不当而走进了师专的校门。

其时百废待兴。我们学校戴的虽然是顶“班”的帽子，却麻雀虽小五脏齐全。管理部门少不了政治处、教育处、后勤处等，求学门类分别为中文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和体育系，做起广播体操来，偌大的操场黑鸦鸦的一片，颇为壮观，只是没有教授。有的教师是劫后重获新生，有的教师是从中学抽调上来的。中文科教材大多是用蜡纸刻印成册的，距离想象的大学生活相去甚远。公允地说，教师教学是相当努力的，学生的学习也相当刻苦。那时，大家伙心头像积了盆烈火，日日夜夜地燃烧着：教者一丝不苟、循循善诱，学的聚精会神、废寝忘食，整个校园好似一片肥沃的田园，银锄闪烁，稻菽飘香。

在校读书时，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一是为了开拓我们的视野，学校请来了安师大中文系的一名古典文学副教授和现代讲师给我们上课，整个校园为此轰动一时：学文的在大课堂内目不转睛、鸦雀无声，学理的在大课堂外一浪又一浪地引颈张望。副教授，架子摊得大大的，端坐在讲坛中央靠背椅上，在其上左右俯仰地唱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讲到酣处才转过身，双腿骑在椅子上，伸着细长的手臂板书，一个字足有半斤重。讲师呢，自始至终地站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手秀丽芬芳的行楷，讲雷雨，讲周萍，讲鲁侍萍，讲日出，讲陈白露，丝丝入扣，引人入胜，直到下课的铃声四起，教室内外仍然人头攒动。二是一不留神被校长剋了一顿。“专科就专科吧，还是一个‘班\’，校名实在难听，为什么不能改成黄山大学呢？”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在和室友闲聊中我异想天开地说道。不料隔墙有耳，住在隔壁的政治处长的耳鼓轰然鸣响，把我的信口开河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汇报到决策层。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我被文质彬彬的校长批得体无完肤，云此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作祟。幸好没有把我的名字抖露出来示众，更没有运用“文革”那套“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阶级斗争手段。似乎就在眨眼之间，近两年的师专生活就结束了。我带着希翼也带着些许遗憾，从此走上了社会，走上了新的征程。

三十年后，在辅导员的策划下，78届中文科两个班的同学再次相逢在美丽的黄山脚下，相逢在母校黄山学院。三十年风雨、三十年沧桑、三十年秋色。有的同学已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有的同学成为教授和学者，有的同学在政界和商界干得风生水起，更多的同学则坚守在三尺讲台，桃李满园春。自己则应了古典文学老师的一句戏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推杯换盏之间，突涌一腔碌碌无为、虚度年华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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