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与《新青年》 章玉政

加盟“新青年群”

1915年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正式诞生。创刊号封面右侧，赫然印着红色的刊名“青年杂志”，而正上方则是这本刊物的法文名称“LAJEUNESSE”。封面人物是英国人安德鲁·卡内基。卡内基是著名的“艰苦力行之成功者”的典型，第1号内即有他的传记（彭德尊撰）。整个封面设计简易而方正，并无任何“出格”之处。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青年杂志》公开“照搬”了章士钊《甲寅》的办刊模式，从办刊宗旨、编辑思路甚至栏目设置上都直接复制，如《青年杂志》借以招徕读者的“通信”专栏，即是《甲寅》杂志的“保留节目”。

更有意思的是，《青年杂志》的很多重量级作者，也是从《甲寅》杂志转移过来的，如高一涵、谢无量、易白沙，还有刘文典。这些作者还有一个共性，至今仍经常被学界提及：他们大多是安徽人或与安徽有关，而这显然与陈独秀是安徽人有关。

刘文典就不用说了，与陈独秀有师生之谊，一直来往密切。高一涵是安徽六安人，毕业于安徽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刚开始，就与高语罕、易白沙、李光炯等人谋划在安徽举事，后到日本留学，并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是陈独秀的坚定支持者，后来在《青年杂志》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谢无量虽然不是安徽人，但他父亲曾在安徽当过多年县长，而他自己早年也在安徽公学当过教员，教授过刘文典的课程。本籍湖南的易白沙，长期呆在安徽从事革命和教育工作，算得上“半个安徽人”了。

在《青年杂志》的早期作者群落中，还有高语罕、潘赞化、汪叔潜、陈嘏等作者，亦为安徽人。高语罕是安徽寿县人，出身汉学世家，早年曾参加岳王会的外围组织“维新会”，二次革命失败后，回到上海。后来成为安徽五四运动的推动者。潘赞化是安徽桐城人，早年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兽医科学习，后来一直与陈独秀一起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他被后人更多记起，是因为他后来大胆冲破封建藩篱，与“风尘女画家”潘玉良结合，酿成一段“画魂”佳话。汪叔潜曾在安徽都督府当差，是安徽最早留日学生之一，曾加入同盟会。陈嘏，原名陈遐年，是陈独秀的胞侄，在《青年杂志》主要承担西方文学作品翻译工作。很显然，正如香港学者陈万雄所说，“《青年杂志》的初办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为主的同仁杂志，且互相间有共事革命的背景”。

换句话说，《青年杂志》的早期作者群完全是因陈独秀的地缘关系、人格魅力和革命精神而聚集在一起的“同道中人”。他们拥有共同的理想情怀和青春热血，曾经一道经历过无数血雨腥风的岁月，如今又借助这一平台凝集在了一起。这种结合，势必要发出异乎寻常的声响，久久回荡，余音绕梁。

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

1915年11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号问世。在这期杂志的目录中，赫然出现了“刘叔雅”的名字。这是刘文典首次亮相《青年杂志》，而且一登场就是“重磅文章”。

文章的标题为《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是一篇译文，原作者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1897年，赫胥黎的《天演论》被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译为中文，风行一时。刘文典选译的这篇文章，选自赫氏谈自然科学价值的布道文稿《论改进自然知识的合理性》。陈独秀显然对刘文典的翻译非常满意，慷慨地安排了15个页码的篇幅，重磅推出。

诞生未久的《青年杂志》虽然不像“母本”《甲寅》杂志那样公开批评时政，但正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里的宣称：“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刘文典选译的这篇文章，正契合《青年杂志》大力推介西方科学新知识、新思想的办刊宗旨。

由翻译赫胥黎的《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开始，刘文典便一发不可收拾，成为《青年杂志》阵营里相当耀眼的“高产作家”：从第一卷第三号到第一卷第六号，期期都有刘文典的译文或创作。这些文章几乎都带有一个同样的印记——高举科学大旗，讴歌自由民主。而且，刘文典笔下的民主与科学，大多来自于西方文明的滋润和借鉴。

继《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翻译发表之后，刘文典很快写出了《叔本华自我意志说》，继续借助传播西方大哲的思想，为中国的迷茫未来探路。此文刊于《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之上，系该杂志第一次全面阐述叔本华哲学的学术文章。

1916年1月15日，刘文典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号“英汉对译”栏目内发表译文《佛兰克林自传》。此文选自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个人自传。与此文一脉相承，一个月后，刘文典又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上刊出译作《美国人之自由精神》，同样采取“英汉对译”的方式。这是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埃德蒙·伯克在英国国会的演说内容，也是讴歌美国自由思想的名篇。在此之前，陈独秀曾翻译美国的爱国歌曲《亚美利加》，高唱“自由之歌声抑扬”。在他看来，“自主自由之人格”应当列为青年修身治国的修养之首，而当时的中国也正需要这种强烈的自由精神。

横扫“妖雾”

1917年，伴随着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一大批“新青年人”进入北大。在陈独秀的主持下，《新青年》呼啸生风，以文学革命为发端，向一切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封建余孽”发起了全面的冲击。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封建迷信活动随着复古主义思潮的兴起，一起泛滥开来。民国初年的上海，阴风飕飕，妖气袭人。道士巫婆纷纷设坛扶乩，装神弄鬼。文化界的一些有鬼论者将乩书汇集成册，名曰《灵书丛志》，并进而成立“灵学会”，大肆散播妖言鬼话，蛊惑人心。这种灵学思想打着科学的外包装，在当时思想界、文化界颇有一些市场。

陈独秀、刘文典、易白沙、钱玄同、鲁迅等《新青年》同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决定给予沉重的回击。1918年5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抛出全文不过七百余字的《有鬼论质疑》，投石问路，向当时迷茫全国的“鬼神妖雾”发起论战。

随后，易白沙、陈大齐、王星拱等纷纷撰文，响应陈独秀的观点。

当时当地，这样的文章一经刊出，自然立即掀起惊涛骇浪。很快，一位叫易乙玄的灵学会成员写来反驳文章《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逐一回应陈独秀的质疑。他的基本观点是：人之所以能见鬼神，或能听到鬼神的声音，是因为富有一种灵力，“若鬼，富有灵力之人易见，否则不易见，此盖有难见易见之别”。易乙玄最后也发出挑战说，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以言学理，以言实事，以言器械，皆可用以证明之；有反对的只管发表意见，请勿稍存客气。

面对易乙玄的“叫板”，陈独秀亦感“《有鬼论质疑》言过简，读者每多误会”，于是决定借此机会进一步申论。与此同时，刘文典亦冲向前阵，撰写长文《难易乙玄君》：“陈独秀先生作《有鬼论质疑》，易乙玄君驳之，辨而无征，有乖笃喻，爱作此文，聊欲薄易子之稽疑云尔。”

为了体现学术讨论的公平，陈独秀将刘文典的反击文章与易乙玄的文章同时刊登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上。国民对于科学的愚昧、对于未来的迷茫，令刘文典忧心忡忡。他感叹说，鬼神论“害之所极，足以阻科学之进步，堕民族之精神。此士君子所不可忽视，谋国者所当深省也”。在反击文章里，他借用韩非子的话说，“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之前国家“亡征毕备，唯未有此”，如今妖雾弥漫，乱象丛生，国人再不清醒，“亡其无日矣”！

刘文典的反击文章言之有据，入木三分，且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哲学讨论的高度，横扫“妖雾”，自然赢得了读者的共鸣。“灵学”的“有鬼论”，说到底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心物二元论”，刘文典透彻地分析认为，对于“灵学”的批判，“除了唯物的一元论，别无对症之良药”。当时情境，能有如此的眼光，确实难得。怪不得学者朱文华评价认为，“当年追随陈独秀参加批判‘灵学\’的，还有刘叔雅、陈大齐、王星拱、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和易白沙等人。但是，除了刘叔雅之外，其他人对于‘灵学\’的批判，或指出‘灵学\’没有科学依据，或通过对‘灵学\’活动的破绽作审查而加以否定，或以先秦诸子的朴素的无鬼论来批判‘灵学\’的‘有鬼论\’，因而远没有像陈独秀那样把对‘灵学\’的批判上升到严格的哲学层次。”在这一点上，刘文典功拔头筹。

半年后，刘文典又乘胜追击，第一次用白话文译出德国著名生物哲学家海克尔（刘译作“赫克尔”）博士的《灵异论》，刊登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上，继续深入抨击“鬼神论”的虚妄，“这两年，国人因为精神的不安、政治的紊乱、生事的压迫，更加上缺乏科学知识、固执陈旧思想，所以群众心理，忽起变态，甚么《灵学杂志》、心灵学、四秉、十六司、城隍、土地、四大元帅、玉鼎真人、盛德坛、先天道，百怪千奇，纷纷出现。科学昌明的时代，万不能容这种这种惑世诬民的东西来作怪害人。”

这些破旧立新、抑浊扬清的声音，汇合成时代的巨响，为新文化运动写下了精彩的注脚。

(作者系新安晚报编委，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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