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寝丘之志”中的“得与失” 《淮南子》成语典故中的哲学思考

张纯林

《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领军的政治理论写作班子，给汉初封建王朝统治集团的当权者们、编写的一部“治国理政”哲学思想理论读本。它的特色，不是那种书斋里逻辑推理式的 “思辨”哲学，抽象且晦涩；而是运用朴素辩证法的辩证思维，以史为鉴，以典说理的实用政治哲学，通俗而易懂。

“寝丘之志”，就是《淮南子·人间训》篇章中，引用“孙叔敖临死戒子”的这段历史典故，给当权者们纵论人世间有关“得与失”、“益与损”辩证关系的精彩片段。

“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雍之间，归而封孙叔敖，辞而不受。病疽将死，谓其子曰：‘吾则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让肥饶之地，而受沙石之间有寝丘者，其地确石而名丑，荆人鬼，越人横，人莫之利也。’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饶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寝之丘。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

《淮南子·人间训》以“寝丘之志”，非常形象地诠释了“得与失”这一对矛盾体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一般来说，在现实生活中，人总是希望“得”到，而不愿意“失”去。但患得患失，往往使人得不偿失。“得与失”这一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的。没有“得”，就无所谓“失”；相反，没有“失”，也就无所谓“得”。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得中有失”，“失中有得”，这就是辩证法。有些事情在此时看上去是“得”是“受益”了，但在彼时却是“失”是“损失”了。正所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孙叔敖的儿子遵父命，没有要楚庄王封赏的肥沃富饶之地，而要贫瘠的“寝丘之地”，当时，与肥沃之地相比看上去是“失”是“损失”了。但二代以后，别的受封肥沃之地按律被收回，而他的“寝丘之地”却得以保全，世代享用，这样看来，又是“得”是“受益”了。因此，把得失看的淡然，唯知足带来常乐，这就是“寝丘之志”。

“寝丘之志”，反映出孙叔敖这位古代著名政治家辩证思维的聪明睿智。他不仅治国强军有策，而且治身齐家有方。在个人利益上，他得失不计，宠辱不惊。非鼠目寸光之辈，乃知足不辱之贤。他对“得与失”、“益与损”辩证关系的处理，彰显出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观和人生价值观，行为世范，历代屡赞。《淮南子·人间训》以此为训，意在告诫当权者们： “仁君治国”，当以“治身”为先。“治身养性”、“利不动心”；“澹漠明德”、“堵塞贪欲”。正确把握“得与失”、“益与损”的辩证关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知道满足就不会遭到困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到危险，这样，可保江山长治久安。“身治则国治”，相反则相成。

《淮南子·人间训》借“寝丘之志”，寓教于典，阐述“得与失”的辩证哲学，强调“为政之道，修身为本”；“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这种哲学思想理论读本，虽然是给汉王朝封建帝王传授君权永固的“帝王之术”，但它把当权者的道德修养放在重要的位置，特别强调正确处理“得与失”、“益与损”的辩证关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这对当今时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那些为官从政者们，如何淡泊名利，涵养品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得”生活所赐，“失”操守所戒；得故可喜，喜而不狂；失故可忧，忧而不虑，仍具有借鉴和启迪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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