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二十四节气的道家理念及人文精神 高 旭

《淮南子》一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绝代奇书、旷代道典，其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为历代学者所称道。在全书二十一篇中，《天文》又堪称是“奇书”里的“奇篇”之作，系统总结了先秦至西汉前期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专门知识，并充分反映出汉代科技所能达到的高超的创新水平。二十四节气的第一次完整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即可被视为《淮南子》这种卓越的科技成就的重要标志。历史来看，淮南王刘安及淮南学派能够科学认识与提出二十四节气，绝非偶然，不仅得益于广博精深的天文学造诣，而且受到道家思想智慧的积极促动，体现出显著的道家人文精神。

《淮南子》中二十四节气深刻蕴含着“道法自然”的道家理念及人文精神。刘安等人撰著《淮南子》一书，之所以“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根本目的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为西汉统治阶层建构起一套适应大一统王朝良性发展的“帝王之道”、治国方略。这种著述意图在《天文》中也有着突出反映。《天文》开篇即论“道”，试图从宇宙论的视角出发，借助“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的“道”“气”一体的思维模式，为西汉大一统政治的形下发展提供源自“道始于一”的形上依据，论证其天然的合理性。因此，尽管《天文》一篇具体论述的是专门的天文学知识，但理论内核却是道家之“道论”，进而言之，即是文中反复提及的“天道”“天地之道”。《天文》对“天道”的敬畏，基于刘安等人对先秦道家所阐扬的“道法自然”理念的内在认同，是其“尊道”“崇道”的理论表现。在他们看来，“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无论自然界，抑或人类社会，其良好发展都必须“体道”“顺天”，因“自然”以为“治”，而非相反。《天文》对二十四节气的论述，便是对此种道法自然、顺天而行的道家理念的深刻表达。“天道”运行“以生二十四时之变”，“人道”变化而与之相应，究其根由，就在于“人”唯有顺“天道”而“法自然”，才能“举事”“不逆其生者也”，实现有利于生产生活的良好发展。

《淮南子》中二十四节气深刻体现出“无为因时”的道家理念及人文精神。刘安等人在《天文》中对二十四节气的论述，始终紧密联系社会发展实际来进行，其根本侧重与其说是在“天时”，毋宁说是在“人事”。“节气”的变化，是人间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天时”依据，但其存在的价值意义，却是为“人事”而服务的。因此，《天文》论述二十四节气后，紧接着便言及种种人为的“用事”之举，并结合时序的演变进行具体阐述，要求因“天时”而“行柔惠，挺群禁，开阖扇，通障塞，毋伐木”“举贤良，赏有功，立封侯，出货财”“养老鳏寡，行稃鬻，施恩泽”“缮墙垣，修城郭，审群禁，饰兵甲，儆百官，诛不法”“闭门闾，大搜客，断刑罚，杀当罪，息关梁，禁外徙”。在刘安等人看来，这种“顺天”而行、因“时”施“治”的政治社会发展，最能符合与体现出“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的道家理念，也最值得西汉统治阶层效法和付诸实践。由此而言，二十四节气实质上是《淮南子》“自然无为”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反映出《天文》一篇独特的治国思维及诉求。

《淮南子》中二十四节气深刻显露出“天人感应”的道家理念及人文精神。汉人喜言“天人感应”之说，刘安等人在西汉前期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历史作用，影响十分深远。《天文》即云：“物类相动，本标相应”“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时则多淫雨”，认为帝王之治具有神秘的“天人感应”内涵，“帝道”与“天道”内在相通，因而人间政治同天象之变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天文》甚至有言：“四时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霓、彗星者，天之忌也”，已然隐含有一定的“天罚”“天谴”思想在内，在其看来，不“顺天”即是“逆其生者也”，也必然会遭到“天道”的惩戒。《天文》对“天人感应”理念的重视与阐发，同样是二十四节气的思想基础，顺应“时序”“节气”的变化，是“人道”的应有之义，也是帝王治国理政，“上通于天”的实践要求。能“顺天”者，便能敬畏“天道”，“法自然”而为治，也必然不会“逆生”为治，乱国殃民。

《淮南子》中二十四节气深刻寄予着“天人合一”的道家理念及人文精神。《天文》尊“道”顺“天”而贵“人”，认为：“蚑行喙息，莫贵于人。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天”“人”之间的“相类”，为二者“合一”奠定了自然主义的理论根基，这种人体生理与天时变化的思想比附，虽然并不科学，但却内在反映出刘安等人追求“人”法“天”、“人道”相通“天道”的理论旨趣。在他们看来，天生万物，“莫贵于人”，这从人类的身体“类天”、精神“通天”上得到充分体现，而人间政治的发展演变，也自然应该“顺天”而行。刘安等人在作为《淮南子》全书“自序”的《要略》中，将究“天地之理”视为接“人间之事”、备“帝王之道”的理论前提，确非无因，而是隐含着关于“天”“人”关系的深刻辨思。《天文》对“天人合一”理念的高度推崇，使二十四节气的科学表达带有浓厚的人间政治气息，不再仅仅局限于一种科学思考。“节气”背后隐含的是人间的“烟火气”，是中国古代绵延久远的"靠天吃饭"的农耕生存方式。

《淮南子》二十四节气中深刻彰显出“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道家理念及人文精神。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淮南子》占据特殊的地位，因为《天文》一篇是在秦汉“大一统”的历史新起点上来论述“天道”“天地之道”的，其表达出的既是前所未有的“大一统”的“天道”观，也是前贤难言的新的“天下”观。与先秦老、庄、黄（老）道家三学不同，《淮南子》的“天道”观、“天下”观真正具有了“天下混而为一”“天下合而为一家”的历史实际内涵。这也是《天文》所言“九野”“八风”“五官”“二十八宿”的现实凭依。源于先秦的古老的天文学说，在《淮南子》中拥有了新的时代意涵，表现出大不同于前人的政治意趣。先秦道家“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宏阔胸襟与理论追求，成为刘安等人科学阐明二十四节气的内在动力，进而也让二十四节气成为彰显《淮南子》堪为“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帝王之书”的有力证明。

二十四节气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第一次完整出现在《淮南子》中，同后者身为绝代奇书、旷代道典的历史地位正相匹配、宜其应有。淮南王刘安及淮南学派对二十四节气的思考与表达，既有着深厚的科学内涵，也有着深隽的道家意蕴，是“科学”与“人文”相互促进、交相辉映的历史产物。中国古代道家的哲学思辨、探索意识、慈爱理念、自由精神、超脱境界，在《淮南子》中经由“道法自然”“无为因时”“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理念精神，深层渗透与融入二十四节气之中，让后者历经两千多年，仍然能发散出至为璀璨的人文光辉，毫无愧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不朽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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