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精神，魂兮归来 张纯林

说到《淮南子》这部国学经典，不能不说它的主编、西汉淮南王刘安。《淮南子》因刘安而惊世骇俗，刘安因《淮南子》而名垂千古；《淮南子》凝结了刘安黄老道学的思想精髓，刘安使《淮南子》成为时代悲歌中的千古绝唱。

大汉立国七十年，“文景之治”，带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更让人心思安。经济社会的繁荣，必然促使文化的兴盛。一股“诸子思想”“文艺复兴”的清流，从秦亡汉立开始，不断汩汩流淌，托出一颗熠熠生辉的“星”，发光在西汉王室统治集团之内，闪耀在西汉政治舞台之上。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的皇叔，雄才大略，博古通今的淮南王刘安。

彼时，“风猎红旗入寿春，满城歌舞向朱轮。八公山下清淮水，千骑尘中白面人。” 淮南国都寿春，就矗立在这八公山下，淝水河畔。依山傍水得阴阳之气，人杰地灵引龙兴鸾集。这里曾为“春秋时期”蔡国、“战国时期”楚国之都城，是“战国四君子”之一、楚国一代名相“春申君黄歇”蓄养宾客的地方。淮南王刘安春秋鼎盛，意气风华；经韬纬略，志向高远；他效法“春申君黄歇”，招贤纳士，在淮南国官办“政治咨询、学术文化交流中心”和“多学科社会科学院”，“筑巢引凤”，令一大批拥有各种学识的知识分子慕名而动，纷至沓来，其中最著名的有苏非、李尚等“八公”。

那时的淮南国“社科院”，对汉初诸子学说采取自由开放的政策，允许各种思想自由发展。这种宽松的、多元化的学术氛围，使这些知识分子得以在这里谈古说今，畅所欲言；究天论地，讲道治学；研辨时政，著书立说。国都寿春，“山孕玉而生辉，水怀珠而川媚”，被当时知识界看作是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稷下学宫”。一部“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浓缩了时代精华的《淮南子》，在淮南王刘安的统筹主编下也就应运而生。“稷下学宫”作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论坛，是当时创新求变，思想解放的中心园地。《淮南子》就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在第二个“稷下学宫”，带领“学院派”们以哲学的大视野，俯瞰汉初经济社会的政局大势，在大一统后，就如何巩固和发展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这个大问题上，来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一部政治哲学。《淮南子》承先启后，以道家学说为主，融儒、法、名、墨、兵、阴阳家为一炉，兼收并蓄，运用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通过探索宇宙本源和自然本体，来为汉初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奠定思想理论基础；通过阐述如何“扬弃”老子“无为而治”的合理“内核”，来为“利民为本”的“帝王之道”，提供治国安邦的大政方略。其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邃、文笔之瑰丽，堪称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部“绝代奇书”。

之所以称“绝”，就在于《淮南子》应汉初统治者探索治国之道的理论需要，撷取先秦以来，诸子百家以及汉初政治思想的新成果，并从哲学的视角，总结了秦朝两世十五年速亡的历史教训、以及汉初统治者们治国实践的成功经验，彰显和反映了汉初人心思治、人心思安的时代愿望，继承和发展了汉初黄老道学的精髓，创新出富有自己理论特色的新思想、新体系。这种思想创新的哲学精神，不仅照亮了后世政治哲学的探索之路，让历代政治思想家从中汲取许多有益的精神养分，也给中国特色的哲学发展史增添了不朽的一页。

之所以称“奇”，不仅在于《淮南子》站在它那个时代的科学之巅，把当时科技创新的新成就与其哲学思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开中国古代“科技哲学”之先河，让“二十四节气”的朝霞点亮历史星空，而且在于《淮南子》承先秦诸子的语言表达风格，常引经据典，运用经自己历史化改造过的成语典故、历史故事、寓言故事、神话传说、警句格言来揭示天地自然规律，社会人生哲理；阐发治国理念，为政之要；主张法与时变，礼与俗化；探索科学技术，论述修身养性等重要思想。用这种文化创新，去资政通鉴，建言献策，给当政君王体会接受一个心理缓冲，使之更易从善如流，从谏如流。

然而，等待这样一部“绝代奇书”的命运却是一场文化巨变的悲剧。对于一个雄心勃勃、正欲大张旗鼓地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巨变，进而推动历史巨变的汉武大帝来说，他怎能容忍一个闻名全国、影响极大的黄老道学的主张者，与自己对立呢？《淮南子》就这样生不逢时，因不合正统，被尘封一隅，从而湮没在冰冷的历史长河，成为历史文化悲歌中的千古绝唱。  

今天，我们高举弘扬国学文化的大旗，回望经典著作的智慧之光，就是要让《淮南子》思想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的哲学精神，魂兮归来！以启迪我们的人文思想，陶冶我们的道德情操；开拓我们的社会视野，涵养我们的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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