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龙城”得名一解

“天子单于”瓦当

继汉代燕然山铭刻石、日门塔拉三连城祭祀遗迹之后，蒙古国方面声称又确定了匈奴龙城遗址——这是近时的学术新闻。由此触发，我想回头再讨论一下这个老问题：龙城何以叫“龙城”？

我主要查阅参考了以下几篇论文：江维懋《匈奴龙城考辨》（《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张标《“龙城”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辛德勇《谈谈那个并不存在的“龙城”》（“辛德勇自述”2018年10月18日）。但为省枝蔓，不再一一述评诸家之说，只直接陈述个人的看法。

当两汉之际，匈奴盛极一时，是中原王朝强有力的对手，而龙城则是匈奴的祭祀中心，也是政治中心。但龙城一名，在早期文献中存在异写，同时也有其他异称，兹排列其名目及出处如下：

茏城 见《史记》的《韩长儒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匈奴列传》

龙城 见《汉书》的《武帝纪》《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匈奴传》

笼城 见《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龙庭 见《后汉书·窦融列传》、荀悦《汉纪》

龙祠 见《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其中最便于对照的是《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汉纪》三种文本，依次作：

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相课校人畜计。

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相课校人畜计。

岁正月，诸王长少小会单于庭。五月，大会龙庭，而祭其先祖、天地、鬼神。秋，大会蹛林，校阅人畜。

记事完全相同，只是称名有异，足证“茏城”“龙城”“龙庭”三者是可以互换的。

而后世咸称“龙城”，大约由于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的解释：

茏城，《汉书》作“龙城”，亦作“茏”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

但辛德勇教授质疑此旧说，以为匈奴并不祭龙神，“龙城”之名系后起的异写，“茏城”一名才是正写；可他同时又说，“龙庭”、“龙祠”之称来自作为单于权力象征的龙，则未免自相矛盾了。为什么“龙庭”、“龙祠”的“龙”就是对的，“龙城”的“龙”就是错的呢？如上文对照可见，《汉书·匈奴传》的“龙城”与《汉纪》的“龙庭”完全是对应的呀。我以为，辛教授否定崔浩、司马贞之说是合理的，但因此进而否定“龙城”一名就不合理了。

事实上，司马贞还引据了《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的记载，原文如是：

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

这里的“三龙祠……五月……祭天神”云云，与《史记》“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或《汉书》“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相对照，是合若符节的。而由“三龙祠”这个记录来看，显然是更支持“龙城”一名的，总不好反过来，把“三龙祠”理解为“三茏祠”或“三笼祠”吧？

但如辛教授所言，《史记》、《汉书》皆未载匈奴祭龙神事，“龙城”之“龙”确不应再依从崔浩之说。那么，这个“龙”当作何解呢？这在秦汉载籍中其实尚有线索可寻。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农事篇》有一段关于农作物宜忌的文字：

禾忌日：稷龙寅，秫丑，稻亥，麦子，菽、荅卯，麻辰，葵癸亥，各常□忌，不可种之及初获、出入之。辛卯不可以初获禾。

又乙种《农事篇》亦有相对应的异文：

五谷龙日：子麦，丑黍，寅稷，辰麻，申、戌叔（菽），壬辰瓜，癸葵。（此据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41－42页、第327－328）

这是说种植或收获各种作物所应避忌的日子，比如稷应避开寅日，秫（黍）应避开丑日，稻应避开亥日，如此类推。这里“稷龙寅”、“五谷龙日”的“龙”字显得非常特别，但由“禾忌日”与“五谷龙日”对照来看，“龙”显然与“忌”对应，当是表示禁忌之义。

关于“龙”字的这一用法，刘乐贤举出三条传世文献为证：

一是《淮南子·要略》，有段关于《时则篇》内涵的说明：

《时则》者，所以上因天时，下尽地力，据度行当，合诸人则，形十二节，以为法式，终而复始，转于无极，因循仿依，以知祸福，操舍开塞，各有龙忌，发号施令，以时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从事。

“龙忌”一词少见，故东汉许慎有注：

中国以鬼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参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下册第1442－1443页）

意思大约是说，汉人将鬼神降临的日子视为禁忌，而南北方的外族人则都这种日子称为“请龙”。

一是《论衡·难岁篇》开头说：

俗人险心，好信禁忌。

黄晖指出：““忌”，宋本作“龙”，朱校元本同。按：作“禁龙”是也。《淮南子·要略》云：“操舍开塞，各有龙忌。”“禁龙”犹言“龙忌”也。”（《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三册第1016页）

一是《后汉书·周举传》：

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

由以上新旧文献的“二重证据”可知，“龙”有一个少见的特殊用法，其意义略同于“忌”或“禁”，又可组成并列结构的“龙忌”或“禁龙”。而最为关键的，还有许慎注“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这一句——要知道，北胡就是匈奴！这意味着，表示禁忌的“龙”，就跟匈奴的“三龙祠”、“龙城”有了明确的关联性。

我们不难想象，无论北胡抑或南越，都会有各自特殊的祭祀习俗，并且有相应的内部指称，而北胡、南越对各自祭祀习俗的内部指称绝不可能是相同的；故由“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一语，足以说明“请龙”必非来自北胡、南越的内部指称，而是汉人强加于北胡、南越的外部指称，所以北胡、南越才会共享同一个名词。易言之，“请龙”不是直译，而是意译，是汉人出于本位立场替北胡、南越造出来的名目。

由此，“三龙祠”、“龙城”的“龙”，也就能得到较合理的解释。

照许慎之言，“龙忌”或“请龙”，大致是表示“以鬼神之事日忌”的意思，也就是既与祭献鬼神之日有关，也与禁忌之日有关，因为在古人来说，祭献鬼神与禁忌二者本是不可分的。而汉人就是用了这样一个“龙”字，来指代作为“他者”的匈奴的祭祀习俗。这样的话，匈奴历史书写中的“龙”，就代表了神灵，也代表了禁忌，“三龙祠”即表示匈奴一年中的三大祭神仪典，而“龙城”则可理解为神圣与禁忌之城——既是匈奴人的圣地，也是匈奴人的禁地。当然，用“龙”来指代匈奴的祭祀行为，未必那么贴切，只能说是一种“格义”式的译名吧。

至于后世文章中还有“龙沙”、“龙荒”、“龙漠”之类，大约皆属“龙城”衍生出来的词藻，可不置论。

最后强调一下，从考据学立场来说，此文完全得力于刘乐贤的论据。同时，我所讨论的问题，也只限于“龙城”一名的由来而已。(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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