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六韬》之考论（二）

张凯飞

二是《六韬》言词不符太公之身份说。此说认为周文王、周武王以及姜太公皆为历史上有名的圣君、贤臣，行事光明正大，而《六韬》有些篇章所言阴谋诡计，不符合历史人物的身份与修养。宋戴埴在《鼠璞》中说：“《六韬》之书，凡文武反复问难，无非由奸诈以倾覆人国，如言‘养其乱臣以迷之，近美女淫声以惑之，亲其所爱以分其威，赂其左右以得其性’，八符阴符三部分书鬼伏设奇远张诳少，知道者不为文武，太公其为之乎？果耳。则又武岂为仁义之师？太公岂为王者之佐？”戴埴举例说明《六韬》充斥奸诈之语，不符仁义之师，是“倾覆人国”的伪书。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武王、太公问答，其辞俚鄙，伪托何疑？”受宋人影响，明胡应麟撰《四部正伪》、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也都从语言学的角度判断它为伪书。清修《四库全书总目》说得最为明白：“今考其文，大抵辞意浅近，不类古书。中间如‘避正殿’乃战国以后之事，‘将军’二字始见《左传》，周初亦无此名。其依托之迹，灼然可验。”宋代疑古之风盛行，真伪问题一直成为争论的焦点；元、明、清及近代学者群起而应之，对《六韬》疑而不信，认为该书是一部伪作。

三是《六韬》所言制度与战国时代不符说。此说因《六韬》出现不符合当时社会之名词，亦认定其为伪书。例如，骑兵作为一种新兵种，至战国时才兴起，而《六韬》言骑战最详，不符合殷周时期以车兵、步兵作战的社会现实。还有“避正殿”“将相分职”之语，乃战国以后之事，“将军”二字始见《左传》，周初亦无此名。而这些在《六韬》中皆已出现，显然不可信。宋王应麟、黄震，明焦竑，清张萱等人以此认为《六韬》是依托之作。王应麟在《汉艺文志考证》中认为，《六韬》言骑战最详，认定该书是“孙、吴之后谋臣、策士之依托”之作，绝非太公所著。黄震在《黄氏日抄》中也举出实例，认为《六韬》所述内容多有悖当世：“以愚观之，伪书耳。春秋荀、吴始尝舍车而步，汉以后始有骑将，今其书以车、骑、步分三，太公时有之乎？春秋后始霸，三代虽有伯，不以霸称也，今其书历叙皇帝王霸，太公时有之乎？春秋霸主始有结连与国深入人境者，今其书称必得大国之与邻国之助，又云行数百里人马倦休，太公时有之乎？又谓‘取天下者若逐野兽，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此袭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语。而赘婿者，秦始有之，其书亦称赘婿。”焦竑在《焦氏笔乘》中根据《六韬》夹杂战国色彩的语句认为是窃《孙子》《吴子》之书。张萱继续此观点，但将伪造者定为“楚汉间好事者”。以上诸家据《六韬》有些言词不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因此断言此书的真实性，亦值得商榷。

四是《六韬》“其辞鄙俚”，“术浅文陋”说。此说因《六韬》言词浅显易懂，有人认为“其辞鄙俚”“术浅而文陋”，与当时代的《尚书》语言风格以及文辞高下差别颇易见，此观点占多数人。诸如宋刘恕、陈振孙，清姚际恒、崔述、姚鼐、纪昀，近代的蒋伯潜等。刘恕在《通鉴外纪》中严厉批判《六韬》的语言：“其言鄙俚烦杂，不类太公之语，盖后人伪托为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云：“其辞鄙俚，后人依托也。”可见，宋人对《六韬》全盘否定。清代学者继承宋人的观点，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认为，“《六韬》所言，术浅而文陋，较之孙武、吴起之书，犹且远出其下，必秦汉间人之所伪撰。”他批评后人“信之为实”。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说，“《六韬》之名出《庄子》，然《汉志》儒家非兵家。其辞俚鄙，伪托何疑。”梁启超赞同姚际恒全伪的说法，认定该书为“汉以后人伪撰”。姚鼐也举具体语句分析之，他认为《六韬》文气不古，将成书年代定为东晋以后人伪撰，“余尝谓周、秦以降，文辞高下差别颇易见，……盖古书亡失，多在汉献、晋惠民间，而好为伪者，东晋以后人也。”纪昀等人亦详细分析《六韬》为伪书的表现，也特别批评了语言方面的缺陷，他们在《四库提要》中说：“今考其文，大抵词意浅近，不类古书，……其依托之际，灼然可验。又《六韬》中有阴符篇云：‘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克敌之符长三寸而止。’盖伪撰者，不知阴符之义，误以为符节之符，遂粉饰以为此言，犹为鄙陋。”永璃等人在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时，也认为《六韬》系附会成书，且将造伪者定为陈、隋以前。近人蒋伯潜赞同《四库提要》的观点，亦因《六韬》内容浅薄而否认了该书的真实性，且认为《六韬》伪于汉以后，他在《诸子通考》中说：“《六韬》内容浅驳，辞亦鄙俗。明为伪书，不但非太公所著，且非秦、汉前依托太公之作。

以上历代学者对姜太公《六韬》的拷问和质疑，对后世姜太公《六韬》的学术地位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甚至把《六韬》视为另类被官方和兵家搁置，其兵家著述地位渐渐被《孙子兵法》取而代之。二、《六韬》的轨迹

宋代以来，学者对《六韬》作者的拷问，岂无道理？显然有一定道理，不过仅是只鳞片瓦之窥，未作为缜密逻辑的全貌考究，抑或更限于各个时代的条件不能为之。以下对上述质疑之问作以释疑。

《六韬》未著录《汉书》可能另有原因，刘向在“校中秘书”时，每校一书毕，便写一篇介绍该书内容的总结性文章，称作“叙录”。今虽未见《六韬》叙录，但不能说刘向未见过《六韬》，他的《说苑》就多处引用该书。据笔者统计，《说苑》中五卷计九段内容源自《六韬》，有的直接引自原文，有的化用其文意，此外，还有多处记载太公的事迹。刘向在其专著中熟练运用《六韬》的语句或思想，说明他对此书非常熟悉。因此说，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有没有著录《六韬》，不能作为其真伪的证据。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论述了战国著述的实际情况：“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着于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人，而述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托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实非有所伪托也。然则著述始专于战国，盖亦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既然古初无著述，以口耳相传形式传授书籍，战国始以竹帛代之，在传抄过程中，无疑加之己见，或“以好尚逐于文辞”，增补兵事内容皆为可能。先秦九流百家，所出既异，故操术不同。宋明人读书，喜欢与当时理学家之言词比拟古人之是非，一经发现可疑之处，就认定是伪书。《六韬》实是汉时旧本，非后世所能依托，不合情理处乃后人删削，遂致诸多学者加以怀疑。所以，凭此判定《六韬》为伪书，实非强有力之证据。

先秦著述，记以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集至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的情形非《六韬》一书，同样跟《六韬》文体相近的春秋时期的《论语》，和《六韬》的情形类似。比如：清代学者崔述就对《论语》的成书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清朝赵翼解释说：“语者，圣人之语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其实，“论”又有纂的意思，所谓《论语》，是指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载下来编纂成书。崔述在《洙泗信录》据此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著笔有先有后，其间孔子及其弟子或者再传弟子，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不同时代不同编攥人的学识，及内容增补杂于其中，必然有不同时期的“印记”。

对此，余嘉锡亦有论说证之《六韬》不伪：“是太公之书有后人增加之文，班固已明言之。班云近世，则增加之文，或处于西汉。期间有避正殿之语，将军之号，固不足怪。特是《六韬》《豹韬》之名，见于《庄子》《淮南》，则是战国秦汉之间本有其书，汉人仅有所附益，而非纯出于伪造。周秦诸子，类非一人之手笔，此乃古书之通例，又不独《六韬》为然。”班固在《汉志》自注中已说明：“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既然太公之书有后人增加之文，出现“避正殿”“将军”等反映秦汉社会状况的名词，也不足为奇。既然《庄子》《淮南子》已提到《六韬》，说明该书在战国时期已经存在。其实，先秦大多文献，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从现存的资料看，《六韬》的成分非常复杂，我们不能排除主要是太公亲著的文字或思想，如同我们不能排除《论语》孔子亲著的文字一样；从姜太公和孔子所处社会背景看，作为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首席谋主或齐国国君的姜太公更有理由有专门史官记载其言行。从《六韬》原文与后世逸文比较来看，思想相悖的地方很多，这更说明《六韬》出自不同时期多人之手。因此，《六韬》中虽有个别字句反映了春秋战国或以后的史实，但就其总体来说，应是最终完成于战国时的一部兵家之作。将附益的内容看作真伪的标准，亦不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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