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阻汉武帝伐越 淮南王刘安的一段往事

周 强

淮南王刘安事迹不少，许多史书都有记载。但刘安谏阻汉武帝伐越这事在东汉班固的《汉书》中未见于刘安本传，却反载于《严助传》。后来被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取用，成为正史中的一件大事。

刘安谏阻伐越的事情发生在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武帝即位的第六年。时年汉武帝年方21，而刘安已经44。据北宋《太平广记》，武帝见刘安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并且辈份是他叔父，对他十分敬重。汉武帝有时下诏或写文章，都让司马相如等共同酌斟，还派人召刘安上朝一道起草。皇帝常常在宴席上召见刘安，听刘安议论朝政得失，或听刘安献上新作赋颂。由此可见刘安给汉武帝上书的渠道是非常畅通。

汉武帝为何要出兵伐越，这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先秦时期百越族主要居于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就是越族代表性人物。秦末，百越首领相继起兵，秦亡后又佐汉灭楚，深得刘邦赞赏，刘邦相继封无诸为闽越王，占有今福建地区；封摇为东瓯王，占有今浙东南瓯江流域；封织为南海王，占有今闽粤边境地区。此外汉人赵佗还建立了南越国，占有岭南地区，也得到刘邦的册封承认。

这四个越国都是西汉王朝藩属的外诸侯政权，虽然他们同族，但互相之间还经常闹些矛盾以致兵戎相见。尤其是闽越国，先曾举兵进攻东瓯，西汉派严助干预，闽越退兵。接着又公然兴兵骚扰南越，南越遵守和汉天子的约定，不敢擅自发兵，上书将此事奏告汉武帝，请皇帝定夺。汉武帝很赞赏南越的做法，决定出兵干预。

刘安对此持否定态度，因此向汉武帝上书谏阻。刘安上书洋洋洒洒两千余言，先给汉武帝戴高帽子，“陛下临天下，布德施惠，缓刑罚，薄赋敛，哀鳏寡，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盛德上隆，和泽下洽，近者亲附，远者怀德，天下摄然，人安其生，自以没身不见兵革。”意思是汉武帝君临天下后，施行德政布施恩惠，缓减刑罚，减轻赋敛，怜悯鳏寡，体恤孤独，供养老人，救济贫困，皇上成就的德政，使下民感受恩泽而内心平和，近处的亲近顺附，远处的思念皇上的恩德，天下安定，人人安心从事自己的职业，自然终身看不到战争。

然后刘安从夏商周治理五服的经验，汉兴以来羁縻南方的传统，百越民族的性格习俗，南方山区的地理环境，后勤补给的艰难困顿等多方面对朝廷的伐越行为进行诘难。毕竟是一介书生，刘安在陈述了不能伐越的理由后，又天真地向汉武帝建议，“使重臣临存，施德垂赏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归圣德”。“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意思是皇帝可以派大臣去慰问，施布恩德赏赐招抚他们，这样他们必定携幼扶老来归附圣德。只要用方寸大小的官印，一丈二尺长的印绶，镇抚方外，不劳一兵，不钝一戟，而能威德并行。

上述语言与《淮南子·兵略》的战略思想如出一辙，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政治上的得失。政治上得道军事上才能取胜。“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政治上得道的军队可以“车不发轫，骑不被鞍，鼓不振尘，旗不解卷，甲不离矢，刃不尝血，朝不易位，贾不去肆，农不离野”。只要对敌国“招义而责之，就可以大国必朝，小国必下。”

书的最后刘安云，“窃恐将吏之以十万之师为一使之任”。意思是我私下里忧虑，这次将帅率领十万大军所做的却是一位使臣的使命！言语中隐含对汉武帝决策的讥讽嘲笑。

通篇读来，刘安总的观点就是反对出兵。他学问很深，分析问题头头是道，但是在实践中未必能行得通。刘安奏书送达长安时，汉军已经出发，还没越过南岭。面对朝廷重兵，闽越国内因政见分歧而导致政变，闽越王被杀，执政大臣降服朝廷，汉军兵不血刃，就以围魏救赵的战术破解了南越国危机。西汉这次军事行动虽未发生战场厮杀，结果却既感动了南越国，又震慑了闽越国，取得预料之外的奇效。事后汉武帝派严助前往淮南，向刘安解释对待尚未完全归附的民族必须采取恩威兼济的策略，才能树立大汉形象，因此这次出兵是完全必要的。事实证明谏阻汉武帝伐越之事有所不妥，于是刘安急忙谢罪说：臣下大胆妄为，以自己愚蠢的想法胡言乱语，陛下不忍心施加责罚，还派使者韶告臣下先前没有听说的事理，臣下不胜荣幸！

汉武帝出兵闽越不战而胜，为大汉南方边境地区赢得20多年的和平安定时期。后来西汉国力持续强盛，百越诸国于元鼎六年（前111年）陆续被重新归入西汉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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