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河湾

□合肥曹多勇

《大河湾》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2000年春，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8年初，我由淮南陶瓷厂调进淮南市文联工作。当时，市文联领导跟我说，你的工作就是写作。按照我们国家的体制惯例，地市级文联不设专业作家，我算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一个破例，至今回想起来，仍心存一份感激。这一年，我花力气，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地写起这部长篇小说，从夏至秋，从冬至春，初稿，修改，定稿，前后花费一整年时间。眼一眨，间隔十八年，当年的写作情景大部分烟消云散，少部分被我记录在《<大河湾>创作札记》一文中，再版时一并附录书后，算是一份补救与回望。今日读之，或许显得浅显，或许有些天真，但一份探究与锐气是我应该倍加珍惜的。

在这里我想重复说一说的有两点：一是民间化写作，二是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春夏秋冬一轮是一年，这是现实世界的客观时间。在小说中，春夏秋冬一轮不一定是一年，这是作家创作虚构世界的主观时间。《大河湾》的每一个章节，都是按照春夏秋冬的时序来写的，全书五章二十六节写下来，时间已过去近二十个春秋。所谓民间化写作，往简单里说，就是故事形态择选的民间化，力争呈现出民间的机智以及融入其间毛茸茸的细微质地，是我择选故事的标准，也是我努力的向度。写这种融有大量民间情态、民间机智的故事时，我能感觉出那种独属淮河才有的东西，是怎样通过我的笔端悄悄地流入文字之中的。我的小说语言力争口语化，少书卷气很浓的词汇，少成语，少官话。人物对话不加引号，叙述与对话相交相融。我企图通过这样一种叙事，获得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感，适当地保留个别方言词语。当这些方言从我笔下人物嘴里说出来时，我感到一种难以言传的亲切之感。

20世纪80年代初始，各种文学流派葳蕤丛生，像一阵飓风，刮过来，拧过去。当年我花力气阅读的有两类作品：一类是国外的现代派，一类是国内的寻根派。阅读现代派文学作品，感觉是阅读里边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想。因此在阅读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同时，需要配套阅读西方各种思想的哲学著作。有些所谓的寻根派文学企图创作中国独有的文学式样，哪里偏僻落后就去关注哪里，哪里没有受到现代文明侵蚀就去关注哪里，哪里乡风民俗怪异奇特就去关注哪里。实事求是地说，阅读这么两类文学作品，只能一知半解地去理解，生吞活剥地去接受。但当我结合这么两类文学作品，摸索我自己写作的一条路线时，找到了民间化写作，走进了大河湾。

扩大地说，我笔下的大河湾，是指整个淮河流域；狭小地说，我笔下的大河湾，专门指那个生我养我的、四周被淮河水围困的小村庄。这片土地被淮河水冲刷淤积形成了多少年，我不知道。我的祖辈在这片土地上刀耕火种了多少年，我不知道。这个小村庄的一切历史，不见实物，不着文字，全被一场接一场的大水淹没去，消散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在这片土地上，垒堤坝阻挡淮河发大水，打庄台盖房屋住家过日子，形成一个小村庄，最终由于煤矿穿过淮河扒煤，村庄搬迁消亡。这段历史很短暂，时间段落应该是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前后只有五十年。

《大河湾》呈现的是从大河湾土地分到户，至上个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历史进程。这是我个人的记忆，也是我个人的思考。大河湾土地塌陷，村庄搬迁，逼迫着村人早早把眼光从土地中抽离，走向一条依附买卖、依附城市的生存之路。这是其后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的生存路线。只是村庄消失、土地塌陷的大河湾村民，显得更早醒、更迫切罢了。这一预言或预感的呈现，正是我这次决定再版《大河湾》的一个主要因由。

是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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