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料艺人的随性与灵性 孙仁歌

李佩俊亦书亦画，随性与灵性并举。以此为据，双料艺人之称谓也就顺理成章了。也就是说，李佩俊既可以凭书法自立，也可以凭国画自立，而且从书从画也不苛求一家一派之法，随性散步而自由，入笔之法便是法，这一点在淮南书画界也堪称一道另类风景。

以书法立言，李佩俊博采众长，广纳历代名家书风，与当下众多书法家所仰慕的书法圣贤大同小异，他对魏晋以降的王羲之、颜真卿、张旭、怀素等书法大贤，深怀敬畏，既时习之，也常常用于自逼也。在学习古人书法及其人品的路上，李佩俊一直不拘一格，为他所效法的历代书法先贤众多，他似乎并不习惯倾注于某一个人的书法风格上马拉松，他似乎更乐于“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从每一个先贤那里攫取一二精髓足矣，或许熔众家所长于一体，才是他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历练。故此，初观李佩俊的书法，往往一眼难以识破书魂系何人，于是也就自然形成一种结论：这就是李佩俊的书法，随性彰显，又区别于他人。

在临帖临碑方面，李佩俊也用功不浅，他临过的历代各类碑帖甚丰，尤其对于汉碑的苦临抑或炼狱之体验，一言难尽。在博采众长中苦苦追求一种刚柔妙合、枯润机生乃至汉碑磅礴质朴之气。尽管李佩俊取书法之法不拘一格，如深入其里去品味其书法的筋骨及其血脉，仍然能够捕捉到书法史上某些圣贤的“蛛丝马迹”，比为何绍基便是其中之一。在李佩俊的书法里，的确不乏何绍基的血脉抑或基因，李佩俊对其似乎情有独钟，不妨把李佩俊某些随性书法与何绍基的书法加以比较鉴赏，便不难捕捉到某些传承之痕迹。

李佩俊的书法看上去很随性，却也不乏温厚，随性是性格使然，宽厚乃至风骨，自然交织着对历代书法圣贤的师承与朝圣的点点滴滴、丝丝缕缕，虽然金石书卷较之书法先贤远不可同日而语，但李佩俊至少也从中获得一二灵语与看家法宝。李佩俊在书法方面之所以取得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成就，也得益于他多年甘于寂寞、总是矢志不移地用功用情于书法一隅的炼狱精神，同时也与他学习古人不拘一格的个性密切相关，所谓高山仰止却又不排斥自我的性情所在，古今书法中的种种高古朴野奇崛之美，将成为他书法朝圣中永远直面的路标。

书法之余，李佩俊又致力于国画艺术，浓墨重彩，既擅长花鸟人物小品，又擅长于山水长卷，书画互动，相得益彰，堪称双料艺人。同样，绘画也绕不过古人经典的勾引与影响，有一串心仪的名子定格在他的心中构成了一座又一座国画艺术的高峰，诸如王蒙、黄公望、董其昌、徐渭、吴冒硕、齐白石、潘天寿、陈子庄、蒲华等等，都是他学习国画的启蒙之源泉。

也和他学习书法习惯一样，李佩俊乐于博览古今国画大师之精华，倾注众家之长以滋润自我，孕育自我，李佩俊的国画作品中，花鸟清新飘逸人，人物众相各异，妙趣横生，山水长卷方显国画之重。以笔者的审美习惯，更看好李佩俊的一系列山水水墨。他绘画写意，或许就像散文家写散文，兴趣多变，体裁不一，时而花鸟、人物交替，时而山重水复，每每笔墨所至，也就是性情所至的写照，随性之中也交织着几分率真，即动辄洋溢着一种难以遮蔽的真性情与童趣，始终闪烁在笔墨之间。

学习国画，他远仰王蒙、黄公望等先贤一族，近慕李可染，王镛等当下代表性画坛名家。他汲取了李可染与人谈话时，所强调的力求与他人迥然而异之谈，求学时，也从他的恩师王镛的艺术教诲中受益良多。为画求异，应是每个有为画家的共同追求。然而，绘画能异于他人，又能优于他人，无疑又是一个不易逾越的坎。无疑，李佩俊一直存此大志，笃学志远，无论旅途多么坎坷，他也不会轻易懈怠铭于心中的艺术圣殿。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在从艺过程中，李佩俊虽然离不开随性及其率真，而随性及其率真也终究成就了他的画风。由此而去探究李佩俊的国画，似有一种挡不住的随性观象便横象丛生之表现，其立象、立意、用笔及其构图种种，既饱含国画艺术的传统文化基因，也不乏某种泼墨自我的率性之美，纵观李佩俊的国画系列，取材广泛、构图多变、立意不拘一格，的确与某些擅长生活随笔之作者的性情相通，随性而生，有感而发。当然，李佩俊的山水画也不全都是随性之作，给人以厚重感、文化内蕴彰显、又不乏独特思考与异样审美追求的优秀之作，也并不缺席，所占比例也相当可观。生活随笔也好，李佩俊的国画也好，一扫那种故作深层、无限张扬陌生化、阻拒性的高深莫测之做派。

无论书法还是国画，李佩俊都算撑起了属于自己的一片空间。他边书边画，双料并进，时不时也独放异彩，虽随性盎然，却也有灵性作伴，倘若只有随性而无灵性，又岂能收到能书能画双料之名？可以说随性是性格使然，灵性是天赋才富，缺其一，也就成就不了李佩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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