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乘众人之智 用众人之力”说起 张纯林

纵观中国历史，每逢重要的历史时期，总有新理论的产生。《淮南子》就是汉初淮南王刘安及其“智囊团”，为大一统后汉王朝的巩固发展，提出的治国资政新理论。在这部新理论里，《淮南子·主术训》提出了一个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萌芽的政治哲学命题，这就是“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

《淮南子·主术训》主张，处于朝廷权力中心的统治者，在治国理政时，应当善于“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正确处理个人才干和大众智慧的关系，“千人之群无绝梁，万人之聚无废功”。千人之中必有栋梁之材，万人聚集没有办不成的事，只要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就能产生“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的威力，而个人的才智总是有限的。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淮南子·主术训》引经据典，进一步论证说：“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而浮于江湖。孔、墨博通，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险阻也。由此观之，则人知之于物也，浅矣。而欲以遍照海内，存万方，不因道之数，而专已之能，则其穷不达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这就是说，像商汤这样的贤君、孔墨这样的博学之士，尚还有能力达不到的地方，可见，个人的智能对事物的认知和驾御，是有限的。想以个人的有限智能光照四海，存恤四方，而不凭借“道”的规律，只想凭借个人的智慧去治天下，只会走上穷途末路。一个人的力量和智慧，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因此，善于驾驭全局的君主，必定深谙“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之道，这样即使是行走在幽暗险要的道路上，也不会迷失方向，“虽幽野险途，则无由惑矣”。只有“乘众人之智，用众人之力”才是国家发达强盛、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和保障。

《淮南子·主术训》从以上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强调说，“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为之”，君主绝不能恃才自傲，目空一切，要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如果，不能很好地使贤任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其后果只能是“智日困”“数穷于下”，使自己陷于困境，使国家陷于混乱。只有“乗众智，聚众力”，把各种各样的人才紧紧地凝聚在朝廷核心的周围，为他们提供发挥智慧和力量的机会，为他们创造施展抱负的条件，使他们各得其位，各扬其长，调动他们参与治理国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才能达到国泰民安的效果。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集众人之智，尽众人之力，这样不但君主能“因物以知物，因人以知人”，获得更多的信息。而且，各类优秀人才的才智和各类社会参与者主动性受到君主的重视和肯定，就会焕发出极大的热情，“贤者尽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泽兼覆而不偏，群臣劝务而不怠，近者安其性，远者怀其德”。一旦各级官员和各界人士，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那样尽心竭力的去对待，就会形成“臣尽力死节以与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社会风尚。《淮南子》这一蕴涵着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政治主张，在当时“君权至上”、“君命神授”的封建社会，诚可谓，极其难能可贵。

但是，刘安生不逢时，他的这样一部“绝代奇书”，却成为一场政治文化巨变的牺牲品。

刘安于41岁那年将倾其毕生心血的《淮南子》一书，敬献给即位之初的汉武帝，希望能得到汉武帝的垂青，承先启后，“无为而治”于天下。但雄心壮志的汉武帝刘彻，在主导汉初政治大势且素好黄老之道的窦太皇太后死后，就彻底摆脱了压抑自己的精神枷锁，从而无拘无束地推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并使之成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神学专制思想。

刘安本人也因与汉武帝政见不同，以莫须有的谋反，获罪而死。《淮南子》理所当然因不合正统，被长期湮没在冰冷的历史长河，尘封数千年，成了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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