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故事之六十七印铸局

□ 屯溪 董建

紫禁城出版社《马衡日记》的作者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该书是马衡在1948——1951年间的日记，记述颇为详细。1949年8月19日记“下午与维钧赴北京饭店参加政协筹委会，副秘书长余心清召开之筹设印铸局谈话会。余主张一律用方印，约二寸余见方，字体仍用篆文，以便安排章法。邓哲熙独持异议，以为元首之印宜加大。余谓故宫藏有《南巡图》，人物比例为皇帝像独大，乃表示尊崇之意。其如不合理，何在封建时代？不顾及此也，如元首之印独大，将与《南巡图》同一见解矣。邓始折服。”马衡8月22日记“得福盦、醉石函，闻印铸局将成立，皆愿来效力。”福盦、醉石为王福庵和唐醉石，他俩与马衡都是西泠印社社友，王福庵是西泠印社四位创始人之一，唐醉石是早期社员，而马衡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王福庵在1922年漫游湘楚鄂等地后，应邀赴北京任印铸局篆刻科课长，共事者有唐醉石、冯康侯等，唐醉石为印铸局印信课长。王福庵还兼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监定委员，1930年南归，定居上海，鬻艺自给。唐醉石除供职印铸局，兼故宫博物院顾问，后印铸局移南京，亦随之南来，居上海。

新中国成立，“开国玺”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方形，印文为宋体字。当时负责此事的是陈叔通，齐燕铭协助办理。印由张樾丞设计，携子完成了这方国玺。此印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前面提到8月22日王福庵、唐醉石致函马衡，表示有意再到新中国的印铸局供职，后无下文。至11月21日，《马衡日记》重提此事：“顿群来，谓福盦等候信久无下文，遣其先归，已两旬矣，今始来谒。余谓何不早来，余正以此事到处探听。有谓福盦已到京者，余未之信。初不料其尚在候信也。亟电冶秋询之，允为转询。顿君者，本福盦之舆夫，后习刻印，居然成名。曾在印铸局任技工，亦奇人也。”12月7日记：“诣文物局晤冶秋，询印铸约王福庵、唐醉石事。”此后近一年的1950年11月5日，日记再提此事：王福庵子王硕尔到马宅，说自己“为燃料工业部召开会议，代表淮南煤矿来开会。其父福盦今年七十一，在沪，精神甚佳。”至此，我们知道阴差阳错，王福庵、唐醉石均未到北京印铸局，内情不详。唐醉石离北京后，初居上海鬻艺，上世纪50年代到湖北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职，并创东湖印社任社长。

帝玺、官印是皇权、行使权力的象征和信物，所以在印章成系统以后，历代政权都很重视，设有专门机构治印和专门官员来督管。清《钦定历代职官表》记：“《周礼》春官，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郑康成注：瑞，节信也。若今符玺郎。谨案：掌节言货贿用玺节。郑康成谓，如今之印章。后世百官给印，其权舆盖本于此。至典瑞掌玉瑞以为符信，郑康成举汉之符玺郎，当之考。符玺郎一官，始于秦之符节令丞。自汉而降，历代相沿，有符节御史、主玺令史、符玺郎中、符宝郎诸职，属于少府及门下省。至元，则为典瑞监，明则为尚宝司，设卿少司丞等官，以处恩萌寄禄之员。”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载：“二汉侍御史，凡有五曹，二曰印曹，掌刻印。”《五灯精舍印话》载：“《晋书·职官志》：侍御史所掌有五，二曰印曹，掌刻印也。是晋代设官治印，犹今印铸局。汉建武间，马援上书：‘臣所假\‘伏波将军’印，书伏字犬外向，成皋令皋字为白下羊，丞相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事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似当时亦有专司其事者……然此皆指官印而言，若私印或秩小官印，如乡印里印等，皆出印工私制。”

《宋史·舆服志》记载这样一段史料：“乾德三年，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随僖宗入蜀，子孙遂为蜀人。自是台、省、寺、监及开封府、兴元尹印，悉令温柔重改铸焉。”这段文字说明一个现象，铸印作为一门技艺，具有世袭的特征。

元末陶宗仪著《南村辍耕录》“国玺”条云：“文宗开奎章阁，作二玺，一曰天历之宝，一曰奎章阁宝，命臣虞集篆文。今上作二小玺，一曰明仁殿宝，一曰洪禧，命臣杨瑀篆文。洪禧，璞纯白而龟钮墨色。”

前述民国时名印铸局，而唐宋元明清均名铸印局，属礼部管辖。明代铸印局设大使一人，副使二人，万历九年革一人。铸印局负责百官印信，“洪武初，铸印局铸中外诸司印信”“凡诸司之印信，领其制度……刓敝则换给之。”《明史》“舆服四”载“明初宝玺十七。其大者曰‘皇帝奉天之宝\’，曰‘皇帝之宝\’，曰‘皇帝行宝\’……洪武元年欲制宝玺，有贾胡浮海献美玉，曰：‘此出于阗，祖父相传，当为帝王宝玺。\’乃命制为宝，不知十七宝中，此玉制何宝也。”嘉靖十八年，又新制七宝，有“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等，与国初宝玺共为御宝二十四枚，由尚宝司官掌管。

清人赵慎畛《榆巢杂识》“设铸印局汉官”记“复设礼部铸印局汉员外郎一员。乾隆二年例。”清代官印铸造实行双重审核制度，首为礼部，终为内阁。雍正元年定“镌给印信关防……铸造完日，礼部堂官验明，将监造官姓名，登记册籍。倘有银色不足，铜质不精，及字画不清，怠忽从事者，将监造官指参，交该部从重议处。”六年又谕：“向来铸造金银宝印，所用金银，皆有一定成色……嗣后著该部稽查验看……铸就之后，送内阁，著内阁学士阅看，再行颁发，并将铸印及颁发日期存案备查。”我在“犬肖形带钩印”一文中提到古人铸铜多在丙午日，“以其支干皆火也”，雍正在铸印程序上也很讲究时辰，他曾下谕：“印信乃一应事件凭据，不惟藩臬印信，即州县印信，亦属紧要。著礼部俟有数印，一同交与钦天监择吉铸给。钦此。” 

从保存在各博物馆的一些官印实物看，宋至清代的官印在印纽的上端刻有“上”，以示方位，在印台上则刻凿有铸造的年号月份以及相应的官府名称，有的文字还刊在印侧。明清时的官印还有编号。

现代一般政府机关公章，皆由刻字社承接，持公家证明外，还要到公安局备案。屯溪刻字社设老街，十多年前经过此店，尝见许多人案头亮一盏台灯在刻印，现已风景不再，虽然招牌尚存，已萎缩店面一隅，大部分经营其他。有几家私人刻字店，手续完备，也可刻公章。现在所谓刻章，已不用刻，多是电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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