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由蛮荒进入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淮南地区因州来古国而形成州来邑,应当是江淮之间最早的行政建制。州来国在史料上出现的记载年代已经超过了2700年,而它实际存在的年代则可能是3000年以前。此后是春秋晚期周封诸侯蔡国的国都,于战国前期被称作下蔡。再后来是战国后期楚国最后的国都郢城即寿春城,寿春城一旦形成,历史记载就从未间断,悠悠远远传续了2200年之久,这其中又做过诸侯王的王都、大行政区的管理中心,做过府、州、县的治所。于此之间,丰厚的地区发展史和民族文化得以积淀。
古代城市给当时的淮南地区造就了政治与经济上的繁荣,正史记载不足以尽展全貌,而能够补偿这一缺憾、鉴证地区发展史和民族文化所有积淀的则是地方志书。安徽历史文化洋洋大观,地方志书有“十大名志”之成就,这其中涵盖淮南历史的志书占了一半,分量最重、最为不可或缺的正是这部明代嘉靖时期的《寿州志》。
淮南地区的历史承载以汉民族业绩为主体。自西汉前期淮南王刘安编撰《淮南鸿烈》即《淮南子》于八公山中,淮南地区的文化事业就一直保持繁荣昌盛的态势。先前曾经出现过围绕寿春这一核心地域历史的《寿阳记》、《九江寿春记》、《淮南记》、《寿春图经》等书,遗憾的是这些书籍后来已尽佚传,惟明代嘉靖《寿州志》幸得保存,因此而位列江淮地区古代志书的前端。在这部志书之后,又有清代各个时期版本的《寿州志》,包括李兆洛的《凤台县志》。清代志书表面看来卷幅宏大,颇显厚重,但是都有一些共同的缺点。
清代是满族人统治,著书立说者有一个立场问题,就是一面要对统治阶层尽量彰显、讴歌、赞颂、美化,一面要对汉民族早经形成的历史及历史文化多有禁忌,尽可能地简而化之,不能载述的尽量不予载述。在小心谨慎的载述中,有些民族之间的实质问题变得模糊含混,甚至连称谓、名词乃至人的姓名也多有忌讳,一些历史事件倒置是非,一些地名、人名被任意改换。清代志书将明代以前及明代的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大为省略,删刈、简化了前志所载的很多内容。
因此,明代嘉靖《寿州志》的存在尤显可珍可贵,独一无二。
在明代嘉靖《寿州志》中,一些历史事件的载述保持了原样,人物姓名也没有随意更改。比如载述中有“姚璋”、“史璋”等人名,没有以明太祖朱元璋的“璋”字为禁忌。对于前来侵犯的异族敌人,有“嘉熙元年,虏至攻城”、“绍兴六年守寿春,贼攻寿春府”之类的载述,不似清代志书称“金兵”、“大元兵”,而是直呼为“虏”或“贼”。本《志》对五代人物刘仁赡的事迹给予高度肯定,说到其子叛逃,罪当问斩,夫人支持夫君,不为护短,下笔处颇显深明大义。对诸葛诞的载述则颠覆了《晋书》的记载,以“麾下数百人坐不降,见牧皆曰:‘为诸葛公死不恨!\’”表明了诸葛诞的慷慨高义,深受麾下拥戴。
本《志》述及明代,以寿州归凤阳府,亦为朱氏王朝腾龙之地,故多开国之英雄、民间之豪杰。又盛赞良臣贤吏,彰显他们出色的政绩,他们的廉政与勤政。如对当朝人物刘概的赞扬,如对历任州官积极办学之事,积极修缮芍陂、恢复水利之事的表彰,还大力表彰官员们在地方上施爱惠民,“赈给阖境饥民,并殓埋枯骨”的事迹。在本书《食货纪》中,我们看到了明代名堂百出的苛捐杂税,较之清代李兆洛《凤台县志》的相关载述,明代朝廷对地方上的盘剥其实让人触目惊心。编撰者言:“今按里甲之敝敝于烦贡,故错支汎,应当节也;均徭之敝敝于闇塞,故贫富轻重当权也。节之权之而政通矣,迩因旁邑水旱,因为洒汦,驿传君子曰:‘歉则宜周,丰则宜返理也。\’而亦义也,久而不归,民将奈何?吾于是而深未料其所终也。”
明代嘉靖《寿州志》的主编栗永禄,山西潞州(今長治)人,进士出身,嘉靖二十六年即1547年上任寿州知州。走马上任之后,栗君勤劳于地方治理,修浚水利,开发农桑,缮治学校,兴办教育,由此而政绩卓著、官声颇佳。同时,栗永禄还特别关心史志事业,接受当地士子的建议,于嘉靖二十九年 (1551年)仲夏撰成《寿州志》一书。此书所载文章,或芜杂,或繁赘,或简明,或深奥。然而深入浅出,历史典故,人物事迹、章典制度、社会关系、风土人情、古迹名胜,乃至天象、灾异等等无不包罗。
此书虽名《寿州志》,其实覆盖了今天的寿县、霍丘、蒙城、凤台、淮南,可谓洋溢蔚然、广博浩瀚,其历史的永久价值非其它方志可以伦比。本《志》承载的内容不仅是珍贵的地方历史资料,可以当做历史文化研究者、古籍爱好者的参考书、案头书,而且经过点校注释者这样细致的工作,还可以当做大众文化读物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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