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家乡,想念家乡。无论走到何处,生活在何地,或生活在那里多久,面对家乡的方向,分外亲切,有一种莫名的亲近。那里的屋宇房舍,一条路,一棵树,篱边的几根小草,甚至头上的一块蓝天都觉得是另一种明朗。家乡与我,有一根无形的线联系在心里,可谓“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1969年1月23日,告别父母弟妹,告别了黄浦江畔,我们在郭庄已生活了两三个年头。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西风吹梦到故乡”……
第三年的年终,大队给了我们20天的假期,回家过年。我们蓄满一腔热情,在兴奋中期待,在期待中欢欣。十多个男生女生结伴同行。背负一二十斤大队分给我们的黄豆、玉米,婶子大娘送给我的红芋干子,高粱秆上端“葶子”做成的馍盘子、锅拍子,还有为我们做饭的社员郭宏由,做主给我的一条猪腿。因为我在地里管理水稻时,一有空闲在地头垄亩间,每天给我们食堂喂的一头黑猪割来马马菜、脚丫巴子草作饲料,以迎接杀猪过年。
我们一伙启程从坡里火车站登上列车,途经蚌埠,转乘上海的列车。爬天桥过铁道,高高低低,我落在后边。费劲地上不了高台,葛宝龙转身拉我上来,一边说笑:“猪腿坠的,走不动了吧!”过检票口时,一位中年阿姨让我们打开行李包,例行检查。检查时看到其中几个包里装有没洗的衣服,心疼地说:“乖乖,这些东西带回家干啥?”闻言,我只有落泪……
到达上海时,繁星满天。匆忙中从十六铺轮渡上岸,狭窄的东昌路,街道安静而暗淡,两边矗立着高大的法桐树,依然是那么风姿勃勃。随着稀疏的人群,快步走在昏黄的路灯下,瘦削的身影忙乱而疲惫。我家住在340弄,过了邮电局的大铁门不远,在黑暗中我对着二楼的窗口大声喊“妈妈开门,妈妈开门!”
几岁的弟弟和大些的妹妹,匆忙呼应,簇拥着下楼来帮我拿东西,牵着我的手欢喜地问我、看我。妈妈看到我,她满面笑容,双眼噙着泪水,口里不停地说:“长高喽,长高喽!胖一点,脸晒黑啦!”
前年插队走时,据说身体低于1.5米,体重轻于80斤的学生,不去插队。我班当时有一个身高1.47米的同学就留在上海。我身高1.52米厘米,体重82斤,刚过一点。说来,淮北那片土地虽然贫瘠,却也哺育我们成长,那里的阳光热烈而奔放,似乎为我们的身心发育打开了另一扇窗。
我们陶醉在回到亲人身边的日子。弟妹说,家里准备过年不多的糖块、饼干之类的小食品不能吃,留给姐姐的同学来时吃。父母忙着置办有限的鸡鱼肉蛋,尽可能的丰盛,款待这些孩子。今天去你家,明天到他家,十几个年轻人,一去一扫光。每到一家,大人慈爱的目光看到每一个人都觉得是自家的孩子,疼不够。我们也不外气地喊妈妈长,爸爸短的,以至于许多年后,有些妈妈询问,谁谁干啥来?谁谁怎么样?现在想来,我们的这些长辈都是耄耋老人喽!有些爸爸妈妈已去世多年。无情的岁月啊!真是叫人恨,又叫人爱不够……
十天二十天转眼过去了,明天就是元宵节,我们又登上北去的列车。
记得那一次知青吴正明没有回家,我专程到他家,给他父母说说我们在郭庄插队的工作情况。临行,吴正明的弟弟到我家,送来五斤咸菜,二毛钱一斤的萧山萝卜干,带给他哥哥。萝卜干,寻常物事,千里迢迢?在那个清贫的年月,或许吴正明每当一手拿着馍馍,一手用筷子夹起一根咸菜送往嘴里咀嚼的时候,想到的是家人,想到的是父母,想到的是黄浦江上空飘荡的几朵白云……
每每想来,父母在,家就在,有家可回,真好!
梦里家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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