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的希望与失望

▲欧阳予倩（资料图片）

□李逊

抗战时期桂林大撤退的大潮中，欧阳予倩从桂林撤退到了昭平、黄姚一带，抗战胜利之后返回桂林。从欧阳予倩撤退之前所作的《可爱的桂林》和返回桂林之后所作《桂林夜话》两部独幕剧，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欧阳予倩心境发生的微妙变化。

欧阳予倩是我国著名戏剧艺术家，湖南省浏阳县人。

他与桂林有很深的渊源。

1938年至1946年间，欧阳予倩就三次到桂林，旅居桂林6年多。可以说，欧阳予倩是桂林文化城的见证者，他目睹了桂林文化城的形成与结束、高潮与低谷、繁荣与黑暗。在他的话剧《可爱的桂林》《桂林夜话》中，都留下了关于桂林的书写。

1938年，欧阳予倩赴桂林，对桂剧进行改革，并导演话剧《流寇队长》《钦差大臣》等。随着旅居时间的延长，欧阳予倩对桂林有了全面了解，他在《可爱的桂林》中全面介绍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在桂林被强迫疏散之后，撤离桂林的人物甲、乙在一个小镇争着向人物丙介绍桂林的繁华———甲自豪地说：“可爱的桂林！她是西南居领导地位的文化城……”

1939年9月，欧阳予倩应马君武之邀回到桂林，开始了他的桂剧改革事业。田汉曾评价欧阳予倩是中国戏剧界的“傻子”，这是对欧阳予倩在抗战艰难的环境下仍执着坚持戏剧工作的高度赞扬和赞叹。桂林文化城不断攀新的艺术成就与这位“傻子”孜孜不倦、披星戴月的辛苦奔走密不可分。1944年9月，由于日寇铁蹄步步逼近，欧阳予倩率领广西艺术馆部分工作人员撤往桂东的昭平县，之后又退守至昭平以东百里外的黄姚。直至1945年10月20日，他才重返桂林。这一时期，他创作了独幕剧《可爱的桂林》和《桂林夜话》，在这两部剧本中，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以及时局的变迁通过文字得以生动展现，欧阳予倩悄然变化的心境也跃然纸上。

希望：被迫撤退仍旧初心不忘

欧阳予倩的独幕剧《可爱的桂林》连载于1944年11月3、4、5日的《广西日报》昭平版。《可爱的桂林》设定了甲、乙、丙三位文化人，甲、乙久居桂林，丙久慕桂林文化城之名而来。甲和丙因桂林大撤退偶然在八步相遇。通过甲和丙的对话得知，桂林正在强迫疏散，第十五军在衡阳黄沙河已经顶了四十多天。此时，日军正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长衡会战，湖南衡阳失守，日军紧逼桂林。

剧中，甲听说有人主张放弃桂林，他对此提出了严重的抗议。他说：“桂林是西南居领导地位的文化城。有清奇挺秀的山水，淳朴坚实的民情，有刻苦自励的领导者，有成千上万的文化斗士，有许多新兴的工厂，生产的机构；印刷业和出版业，蓬蓬勃勃在开展……”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欧阳予倩对桂林的感情以及对桂林文化城的自信和自豪。欧阳予倩选择桂林，不仅因为桂林是众多文化人的聚集之地，也因为其政治环境较于其他地方单纯一些，是当时颇具生气的文化城。欧阳予倩在《可爱的桂林》中把独秀峰赋予了广西人独立自强坚韧不屈的精神，把“南天一柱”看做撑持西南半壁许多柱子中最有力的一根。独秀峰又同桂林的群山互相照映，脉络相通，象征广西人民团结一致英勇抗敌的必胜决心。

桂林拥有这样的品格和地位，在欧阳予倩看来，势必是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可爱的桂林》通过三个人的对话，对桂林文化城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从撑持着桂林特有风趣的马肉米粉到能容十万人躲避空袭的七星岩，从相思江讲到相思洞再到相思树，从“桂林三宝”讲到桂林人的味道。剧中对于桂林的文化建设有这样的描述：“关于研究和参考方面，有相当完备的图书馆，科学馆和艺术馆。”“有四间电影院，常有新片子放映，有两间平剧场，三间桂剧场，还有设备完全，很适宜于演话剧的艺术馆礼堂，经常有团队在那里公演。”“桂林在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有两件值得特别提出的事：一件是工程师学会的桂林展览会；一件是西南各省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剧本中所提及的艺术馆正是欧阳予倩筹备建立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是欧阳予倩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组织策划的。在兴建艺术馆时，黄旭初称省府财政紧张，一文钱都不肯拨给。欧阳予倩把自己的“傻气”发挥到了极致，自筹资金，向银行贷款，建成了规模宏伟的广西省立艺术馆。如同剧本里提到的，“无论从哪方面说，桂林是个有朝气有作为有希望，多少能够动得起来，比较进步的城市。”似乎向人们昭示着胜利即将到来，《可爱的桂林》也像是一段激情澎湃的冲锋号。

西南剧展闭幕后，日寇向长沙、衡阳地区进攻，桂林发布疏散命令。失去了观众，演员们也没了演戏的心思。面对这样的情况，广西省政府决定将艺术馆向昭平疏散。欧阳予倩在与艺术馆成员商量撤退事宜时说：“对于我们的艺术馆，这次疏散绝不是‘逃难’，而是一次宣传阵地的转移，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宣传抗战和鼓动民众。”在昭平时期，欧阳予倩与陈劭先、张锡昌等人在昭平郊区建立了一座竹棚，办起了《广西日报》（昭平版），既能传递消息，又能对人民群众进行抗战宣传教育。1944年11月1日《广西日报》（昭平版）第一期正式出版。欧阳予倩在《三个戏》一文中提到，生平和朋友合作，有两回是最愉快的，在桂东敌后和几个朋友办《广西日报》昭平版便是其中之一。欧阳予倩到昭平后不久，便当选为民众抗日自卫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他让艺术馆全体馆员都参加宣传部，下到各乡镇宣传抗战。欧阳予倩教育全体艺术馆员放下身段，上街演活报剧，用喇叭进行宣传，在街头巷尾刷写大标语，刊发壁报，创作抗战漫画，到街头闹市对民众进行宣讲。

与其说《可爱的桂林》表达的是对桂林深厚的情感和对战事胜利的渴望，不如说是展现了欧阳予倩感染和带动更多的民众投身革命的过程。正如《可爱的桂林》结尾三个人的呐喊：“桂林在苦难中撑持着，我们相信广西的民众一定能把她从火焰中抢救出来！”这是当时欧阳予倩心无旁骛和满腔热情投入戏剧事业的心境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傻子”般苦干、实干精神的体现。

失望：时局变迁重寻故城旧梦

独幕剧《桂林夜话》（又名《归来夜话》）登载于1946年1月的《半月文萃》复刊第1期，是欧阳予倩从昭平返回桂林后发表的第一部剧本。“一望断垣颓壁，好像是罗马发掘出来的古城。”“一些被胜利带回来的人们，拾起些烧剩的木材、砖瓦，搭盖两三间房屋……”这就是独幕剧简单而又真实的布景。在初冬的冷月光中，更显得荒凉凄惨。此时虽然胜利的号角已经吹响，但战后的桂林满目疮痍。剧中主人公黄浩然不断感慨：“啊！居然成了废墟了！成了废墟了！”这也是欧阳予倩内心真实的写照，矛盾且失落。

在萧铁的《欧阳予倩那老头》一文中，也记录了欧阳予倩对光复后桂林的记忆———他说：“桂林的繁荣已成过去，日本人走了以后，除丽泽门外还有一点房子外，全城皆成一片焦土。”在抗战时期著名记者戈衍棣《桂林的毁灭》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有人目睹桂林遭受破坏的情景，曾以苦涩的心情调侃说：‘日本人在桂林将一切都烧掉了，只有苍蝇没有烧掉。’”“桂林已经光复了，可是桂林已经不存在了！……住过桂林的人，走进桂林，也将不认识桂林了。被火烧过的高楼大厦，像一些骷髅，向着来人狞视，似乎在哭诉怨艾。”欧阳予倩苦心建造并经营的省立艺术馆已化为一片废墟，荡然无存。《桂林夜话》通过黄浩然之口抒发了对美丽山城桂林毁于战乱的无限感慨：“这是愚蠢、病态和罪恶的集体创作。”

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令欧阳予倩堪忧。在《桂林夜话》中描述的桂林城充满焦土的味道，滓秽和罪恶充斥着这片土地。剧中的王大嫂和丈夫开了一间杂货店维持生计，养育着两个儿女。丈夫莫名得罪了街长，被当做逃兵抓去了，从此杳无音讯。在这次逃难的过程中，孩子又走失了。她的房子还被“霸王们”拆了，连家里的水桶、锅都一同抢去，她也变得疯疯癫癫。抗战胜利后，“带枪的同志”欺压百姓，犯下种种罪行，欧阳予倩在剧中写道“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这是对国民党当局的警告，也表现了他心系人民，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叹惋。广西的地方恶势力一向非常浓厚，在田汉的《他为中国戏剧运动奋斗了一生》中提及欧阳予倩夫妇在昭平、黄姚一带山区和反动派的迫害苦斗了整整一年，不知道是否就与这地方恶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田汉与欧阳予倩相识于上海，相知于戏剧舞台，在送别欧阳予倩回桂林的“黄浦惜别会”上，念及这些年他们在广西的奋斗，题下《长歌》予以赠别：“……胜利欢呼动桂江，山城风貌已非旧。楼阁如云林荫香，存无一二毁八九。瓦砾成堆歌舞歇，掩涕为之吊良久。壮哉南杰（欧阳予倩名）湖南牛，不畏万难掣其肘。为引春风入芜城，再把锄头种新柳。”从昭平回到桂林，面对当下政治环境的威逼抨击，受到“滓秽”之人的打击和排挤，再加上与之前美好桂林的对比，伤感与失望的情绪在所难免。但“傻子”欧阳予倩面对这种惨象，慨然之余，决心在废墟上重新建设，屡次碰壁不回头，坚守信念不妥协。

剧中黄浩然赋诗一首：“冷月清光浸废墟，桂林焚劫竟无余。新城闻道从头建，滓秽如山待扫除。”一个“待”字表达了希望赶快扫除的意思，失望似乎更加激起了他改造桂林的创造欲。田汉也曾在一文中提及，“予倩不肯离开那瓦砾成堆的桂林想必也是尝上了这种欢喜。你把颓垣断瓦、枯枝零木，重新收拾起来排列起来，使它重新成为高楼华屋，你把笛子琵琶吹弹起来，锣鼓敲起来，灯光、布景、天幕施展开来，让安歇枯焦沉郁的面孔上重复看见笑，让那穷山苦水的陈死的环境重复感到春风飘拂的生气。这是多么伟大的创造，这应该是予倩为什么宁愿拖着他那一跛一跛的脚离开上海的朋友们而回到寂寞的山城的缘故。”《桂林夜话》中的桂林已没有了《可爱的桂林》中的勃勃生机，却仍不失其可爱。欧阳予倩意识到，在面对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时，只有团结奋战，才能战胜困难。如《桂林夜话》中所说的两次痛快事：“在荔浦、昭平乡下，撤退过境的散兵欺负老百姓，激动了全村人，一齐背着枪上了山，结果还是一个明白的军官出来道歉，把抢去的东西跟拉去的猪牛全部送还，才算了事。总算老百姓胜利了。中国要能唤起这种精神才有办法。”被董大哥和他的打手们压迫的村民也终于奋起反抗，“一个村里一盘散沙的心，结成了一条钢鞭一样，打在他的身上。”人民的力量终将取得胜利，但过程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就像黄浩然、董荷平仍旧在想方设法营救被逼疯的王嫂子，欧阳予倩也仍在不倦地寻找着那段“故城旧梦”。

在《桂林夜话》中有这样的一段：

黄浩然

……有些人最爱把发了霉的东西捧出来压迫大家接受，还把坟里头的枯骨供在神龛上，强迫人当神圣来朝拜，要是有人反对这种作法，明里即使没有什么，难免就要遭暗算。

黄秀成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黄浩然

他们大多数的人都变了枯骨一样的无知无耻，听凭少数人拨弄，不就天下太平了么？

黄秀成

那脑筋太简单了，人们不见得那样听话。

黄浩然

所以就要出最大的薪水去养密探，养刽子手哪。

黄秀成

我们家里也有密探。

黄浩然

胡说，家里有什么密探？

黄秀成

大嫂家里的那些侄儿真讨厌，最欢喜偷听人家讲话，随便写什么字都要偷着来看。

黄浩然

不理他们就是，反正没有什么不能让人看的。

黄秀成

可是他们还会造谣言，挑拨是非，弄得大嫂跟家里人都好像仇人似的。

黄浩然

唉，这些事！……（好像觉得很为难，不想说下去，把话岔开）

黄浩然的一声叹息，也是为欧阳予倩所叹。1942年至1943年间，大批文化界人士从香港撤往桂林。刚到桂林时，田汉、洪深和夏衍合写的话剧《再会吧香港》首次演出便遭到了当局反动分子的破坏。据郁风（时任广西艺术馆研究员）回忆，当时“几个暴徒跳上舞台扯下大幕，捣毁了剧场和台上道具。后来洪深站出来向观众宣布退票。我当时也在场，眼看观众激于义愤，纷纷表示不退票，当场把票撕掉，深受感动。”而此后至1946年间，对于文化活动的摧残并未停止。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违背人民意愿发动内战。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将领追随蒋介石内战，多次在桂林发表演说，发布反共宣言，当局对进步力量的迫害持续加大。1946年2月下旬，广西当局宣布撤销进步民主人士石兆棠广西日报社社长职务，桂林警察局开始搜查各书店、出版社。欧阳予倩同徐寅初、张锡昌等进步民主人士均遭到特务威胁。“父亲本想把广西艺术馆的队伍整顿一下，在广西做点工作，可是反动势力对进步人士公开加以迫害。特务在我家门缝里塞进恐吓信，在小报上对我们进行辱骂，夜里还向我家扔石头。在桂林实在待不下去了。好不容易父亲凑到一点旅费，于是全家又回到上海。”在从上海回到桂林的几个月之后，欧阳予倩又被迫离开了桂林，这一离开便再也没有回来。

两部独幕剧希望与失望交织，希望不是一帆风顺，失望中又暗含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抗争，欧阳予倩的独幕剧更多的是对现实生活原汁原味的记录，从戏剧中可以感受到战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当时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在田汉的《欧阳予倩先生的道路》一文中，田汉认为欧阳予倩经过几年敌后生活的磨练，更加结实更加勇敢了，他变得更民间了、更群众了、更实际了。他不禁感慨：“这是何等一个实际的文化战士的观点！予倩虽然五十八了，但他实在更年轻了！”这大概就是这位“傻子”在桂林与众多文化人共同奋战的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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