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大喇叭”变奏曲 ——富川“逆向思维”开展农村远程教育观察

■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王万程 本报通讯员 黎 亮 张燕玲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晚上好。水果，水果，没有水哪来果？今天，我给你们讲一项水果微喷新技术，利用这项技术可提高水的利用效率，节水50～80％；由于采用较小水量浅浇，科学控制土壤湿度，使脐橙根层土壤保持最佳水分、养分和通气状态，为果树及果实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环境，既减少作物病虫害，又能提高产量和质量。”11月16日10时，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杨村的大喇叭响起来了，村民们一边吃晚饭，一边看电视剧，一边听广播播出的水果喷水新技术，其乐融融。

该村村委副主任杨名知喜形于色：“有了大喇叭，村民学技术太方便了。”

如今，在富川像杨村一样能坐在家里学习种养技术的村很多。该县投入200多万元，在全县12个乡镇、137个行政村、445个自然村安装了“大喇叭”，同时，建成1个县级和12个乡镇传送终端站点，采取现代网络技术，将现代广播设备与农村传统广播喇叭设施进行结合，实现县、乡（镇）、行政村、自然村四级广播一体化覆盖，富川成为广西首个实现全县自然村广播全覆盖的县区。

曾经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全国的喇叭广播，再次响起且得到群众欢迎，这反映了群众怎样的一种需求？本报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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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号施令”到“服务群众”

从风靡农村到沉寂再到又一次响起，不经意间大喇叭横跨历史30多年。审视“大喇叭”这30多年的“变奏”，记者惊喜地发现政府职能悄然转了个身。

杨名知说：“现在喇叭一响，不是讲新技术，就是发补贴，或者是上面又有了什么好政策，对老百姓来说90%以上是好声音。老百姓能不喜欢吗？”

而历史穿越回30年前，那时，全国各地几乎村村都有有线“大喇叭”。那时的大喇叭讲什么呢？许多生活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人，都能娓娓道来。

富川葛坡镇白牛村党支部书记唐旺旗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喇叭的主要内容是催种、催收。那时候农民种什么自己说了不算。县里给乡里下指标，乡里统一安排。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都听大喇叭的。‘水稻三天之内必须种上啊，玉米赶紧收回家，不熟也收，该耕地的耕地，该起垄的起垄，大后天乡里要来检查……\’。”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喇叭是要钱、要粮。每年秋收一结束乡镇就开始一年一度“三提五统”的征收。为了收到这些钱，各乡镇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但效果却普遍不好。大喇叭这时开始一遍遍地点那些没交钱的户主名字。除了要钱，催收公粮和提留款，喊某某某赶快去结扎或者下环。“几号之前必须把公粮交到乡粮所”、“不交计划生育罚款就拆房子”……

本世纪初，农村全面取消了农业税，村头大喇叭的功能也开始变化。村干部“吆喝”最多的，是通知村民领各种补贴。村干部的“吆喝”也变成了：“种稻补贴下来啦，具体补贴情况在公示栏中，大家相互监督，看有没有虚报冒领的”、“母猪补贴开始统计，请各家各户赶快报”、“广东的厂子又来招工了，想去的快报名”……

再后来，电视、电话、电脑进了村，而一拨一拨的人却外出打工了。村里空了，大喇叭也渐渐不响了。

唐旺旗说：“也说不清是哪一天开始不响的，反正是十来年没有听到大喇叭的声音了，陌生了。”

今年3月初，正值春耕，杨村的大喇叭突然响起：“为了提高大家购买种子时的识别能力，防止坑农害农事故的发生，今天通过广播向大家讲一些识别假冒伪劣种子的基本常识……”

“喇叭又响了。”杨村村民惊讶地驻足倾听，杨虎就是其中的一个，“久违了，太亲切了”。

富川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邓水育说：“不可否认，农村的面貌日新月异，怀念‘大喇叭\’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在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大喇叭\’作为一种传统媒介依然大有可为，仍然有其强劲的生命力、向心力。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留守妇女、小孩、老人成为村庄的主要人群。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家里的电视主要为了消遣娱乐，如果像过去一样有‘大喇叭\’，利用得当，就能够发挥‘大喇叭\’在传播信息、宣传教育、普及知识、提供娱乐等方面的作用，为新农村建设加油鼓劲。”

现在的“大喇叭”与30年前的有什么不同呢？“除掉技术比以前先进外，喇叭还是喇叭，但不同的是，30年前对着喇叭喊话是发号施令，而现在纯属服务。”邓水育说，“大喇叭播出的节目，100%是服务性的。而且，还考虑到村民的倾听习惯，以及休息、需求等人性化的服务。”

喇叭还是喇叭！喊话的人由“命令发布者”变成服务老百姓的“贴心人”，记者发现大喇叭只能变奏的背后，是政府职能悄然转了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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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最适合群众的服务方式

“真的很需要。”贺州市远程办副主任余青麟在农村长大，他说，“农民需要知识，而我们在对群众开展远程教育培训中却发现，现代化的电视、电脑、投影仪等虽然先进，但在远程教育中却远不如‘大喇叭\’实用。”

这话非虚。贺州市远程办利用流动党校“流动办学、送教上门”的方式开展农民培训，取得了大成效，但不足的是，当前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留守家中的基本上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又加上乡村幅员广大，群众居住分散，培训时间难统一等因素，要将村上党员群众集中在一起培训难度很大，工作难开展。

余青麟说：“我们去开展培训活动，群众却要去下地干活。等村民回到家中，又往往是休息或吃饭的时间。”

如何更方便在农村开展远程教育？无孔不入的声音自然成了最佳选择。

富川率先行动。县财政投入近200多万元，在全县范围内实施远程教育转型的广播“村村通”无线广播系统工程，在有线电视已通达的乡镇、行政村和自然村进行有线传输+无线发射的方式进行广播覆盖。

通过445个乡村高音喇叭连通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系统和村广播系统，实现远程教育系统的声音通过广播系统传播。不仅可召开县到乡、乡到行政村、行政村到自然村三级广播会议，完成下达通知、指挥调度等功能，还可以根据农村不同时节对不同知识的需求，合理设定播放时段，在农忙时可以向正在耕种的农民传授种养新技术和防虫害信息；在闲暇时向农民宣传科学的生活方式，屏弃不良恶习；在平时适时播放最新时事新闻和致富信息，开阔农民群众的视野，让科学的技术方法深入人心，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家中看电视，户外听广播”，村民能够方便地收听到远程教育的声音，坐在家门口休息时能学习，在田地间劳作时也能学习。这就破解了村民到远程教育终端站点收看节目受地点、时间和空间上制约的难题，实现远程教育信息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同时，将广播站点的“建、管、学、用”工作与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联系起来，为建立快速养殖、种植等科技信息传输新渠道，形成永久的文化、科技、教育三下乡新平台。

大喇叭这一“旧方式”立即产生新效应，更刺激富川进一步地创新。该县创新性整合广电网络，使群众足不出户收看远教“好节目”。

富川通过研究和探索，将远程教育信号与有线电视对接，充分整合利用共同的资源和渠道，实现低成本在有线电视上收看远教节目。全县购置播出、监控等硬件设备，在有线电视网络中开通远程教育频道，创造性地把远程教育信号转换成有线电视信号，输送到千家万户。用远教机顶盒把远教电信信号传送到网络中控系统，最后通过分配器传送给终端（村和农户）播出，实现远程教育家家户户全覆盖。这种将远教频道开通在有线电视中，让村民足不出户就能收看远教节目的做法，在广西尚属首次。目前，该县已有3万多农村电视用户能在家中收看到远程教育频道。

余青麟说：“也许有人认为用大喇叭开展远程教育太‘落后\’了。但我认为，最适合群众生活习惯及当地自然条件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不拘一格，因地制宜才能使远程教育效率、成效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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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教育外的“附加值”

创新方式带来的效益令人意外。

“大喇叭”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直通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随着“大喇叭”播出的有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广大农民群众就议论开了。

“大喇叭”成为镇村干部的“好帮手”—— “过去无论是搞新农合还是改水改厕这些工作，都只能靠镇村干部一家一户宣传、落实，不但费时费力，效率也不高。有了‘大喇叭\’，过去需要一个月，现在一个星期不到就搞好了。”说到安装“大喇叭”带来的好处，杨名知说。

“大喇叭”成为群众公共安全的“安全网”—— “大喇叭”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公共安全网，全县所有的广播24小时待命，一旦发生诸如森林火灾、山体滑坡等突发事件，及时通知灾害发生的位置，需要群众如何开展救灾，在发动组织群众抗灾自救中发挥重要作用。

“大喇叭”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百宝箱”——除了可以播放种养技术，富川还推出了《远教就业通》专栏，广大农民群众通过“大喇叭”，就可以全天候、立体式地了解企业就业供需信息，提高收入。

11月18日，富川迎来自治县成立30周年大庆。当地村民说：“一边下地干活，一边可以通过‘大喇叭\’，了解县庆所带来的各项惠民利民政策，共同分享这一份喜庆。”

■记者手记

推陈出新也是创新之举

作为农村重要的宣传工具——有线广播的大喇叭曾遍布城乡，近年来，则日渐势微。究其原因，有些人认为大喇叭过时了——现在都兴上网了，谁还听大喇叭。而实际上，大喇叭以其独有的贴近村民的特性，有着其他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它方便实用，有什么事，大喇叭一开，就可以广播；它贴近群众，村里有个大事小情，大喇叭一说，全村人都知道。富川“逆向思维”为群众办实事，将大喇叭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大喇叭并未过时，关键是我们如何将其开发利用好，使其在新形势下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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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川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富川瑶族自治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