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心”的宋江

□贾春国

非常文青

名著虽好,也非遍体通透,毫无瑕疵。最近翻阅四大名著之《水浒传》,发现其中有的细节,就经不起推敲。

宋江怒杀阎婆惜,是水浒里好看的故事之一。阎婆惜忘恩负义,红杏出墙,还要挟恩人,欲置其于死地。这种薄情寡义之人死了,不值得怜惜。但换个角度,阎婆惜的死,未尝不是死于宋江的“粗心”,假如宋江稍微用心,及时销毁梁山书信,阎婆惜拿不到他“通贼”证据,宋阎之间最多就是不欢而散,各奔西东,冲突再大,也不至闹到逼得宋江下死手的地步。

从《水浒传》全书看,宋江并不鲁莽,而是深沉精细、颇有胆识韬略。小说第二十回里说,劫了生辰纲,又杀了数百追剿官军的晁盖等七人,最终带领一伙“庄客”投奔梁山,从此干起了打家劫舍的“生意”。坐定梁山头把交椅的晁盖,感念宋江冒死搭救之恩,派心腹刘唐携带百两黄金与书信一封,潜入郓城县,寻找宋江。

看官注意,自从宋江在离县衙不远处突然发现四处寻他的刘唐,就迅即把刘唐带入一条僻静小巷,躲进一家酒馆,细问晁盖等人近况。看了晁盖书信,等刘唐吃罢饭,收下一条金子与来信,写了回信,又送走刘唐。这一环紧扣一环的细节中,宋江内心非常紧张,言行机警谨慎,没有半点随性马虎。何耶?宋江身为协助知县处理日常案牍的押司,非常清楚与官府正全力征剿的“梁山贼寇”暗中勾结,一旦事发意味着什么!何况,晁盖等人的“漏网”,与他有直接的干系。所以,刘唐虽一见宋江“翻身便拜”,又道“感承大恩,不惧怕死,特地来酬谢大恩”。面对情深义重的梁山好汉,宋江的第一反应不是感动,而是大惊,说道:“贤弟,你好大胆!早是没做公的看见,险些惹出事来!”临别还一再叮嘱:“再不可来。此间做公的多,不是耍处。”送走刘唐,宋江仍心有余悸,小说里写道:宋江“一头走,一面肚里寻思道,早是做公的没看见,争些儿惹出一场大事来”。

按理,宋江这样担心被人发现与“贼寇”暗通,就应尽快销毁晁盖那封信才是,然而接下来的“下文”,却开始变得不可理喻。

眼见一个多月过去了,那让他胆战心惊的“书信”始终就插在随身携带的招文袋内,他再也不慌急着撇清“暗通梁山”的嫌疑了,这不免让人为他悬着心,更匪夷所思。招文袋是做什么的?是用来放置官府公文的,“梁山贼寇”的书信就在里面,与官文混搭在一起,不分白天黑夜,竟不理不问,直等到阎婆惜发觉,抓在手里,成了几乎要了命的把柄。这顺乎情合乎理吗?

《水浒传》作者大约意识到了这点,为此专借宋江一段心理活动,解说前有阎婆求助,后有王婆说媒,“蹉跎忘了”销毁书信云云,然而从收到晁盖书信到发生命案,中间隔了一月有余,难不成宋江这么快就忘了曾有“梁山来人”?然后回到家倒头便睡,而不赶紧处理掉那“担着血海般干系”的书信?何况招文袋里还有用书信包着的硬邦邦有分量的金子哩!宋江上床睡觉前可是要解下招文袋挂起来的。很难想象,天天有一块硬物缀搭在肚子上竟浑然不觉。

“忘了”一词,难以自圆其说。

再回看当初宋江离开正要抓捕晁盖的“公人”,冒险送信的经过,更能领略他是怎样机警过人了。

他一面叫人稳住何涛一伙,脱出身来,不动声色地去牵马,慢慢离开县城,一到无人处,便打马如飞。回转时,先拐个弯,到住处落落脚,消消紧张神色,再走去茶坊。见何涛已有些焦躁,又巧言忽悠,天衣无缝。整个场面,内里惊险万分,外人却觉不出半点异常。“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这才是真实的宋江,与后面那个粗疏健忘的宋江几乎判若两人!

也许是小说家无奈,如果宋江不“粗心”,就不会被阎婆惜抓住“软肋”,不会有宋江急眼杀人,就没有以后刺配江州,酒后郁闷,妄题反诗,也就没有了逼上梁山。后来那一场轰轰烈烈,震动天下的“替天行道”,及至招安后抗辽与征腊,就没有合适的领导人选。“梁山事业”需要宋江这样的人物,小说家就要设法把他“逼”出来,只是这手法显得拙劣了些。

从读者角度着想,没有矛盾激化一波三折,故事情节就不能步步推进,引人入胜。假如宋江如我们所愿,应付过王婆与阎婆纠缠,回到住处立即销毁“罪证”,就出不了后面的惊天风波。时年已过三旬的宋江,纵有凌云壮志,只要不是走投无路,性命攸关,以他的性格,绝然不会主动扯旗造反。最终,他也只能和光同尘,泯然于众人之间矣。

想到此,我们不知是该为宋江的命运多舛叹息,还是为《水浒传》这部名著留下如此明显的“瑕疵”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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