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学生李文星误陷“蝶贝蕾”传销组织,随后发现死于天津静海区的消息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令人痛心的是李文星事件后,天津警方7日通报了另一起年轻人误入传销死亡案件。
据天津市公安局西青分局的官方微博@平安西青消息:7月14日7时许,公安西青分局接报警称,在西青区张家窝镇灵泉北里南侧附近小路上发现一具男尸,经对尸体检验无外伤。
通报称,经查,死者张超(男,25岁,山东省郓城县人),7月10日来津到静海区误入传销组织。7月13日,传销人员王某某(女,24岁,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人)发现张超有中暑症状,并服用藿香正气水等药物,但病情未见好转。当晚,传销人员王某某、刘某某(男,21岁,山西省忻州市人)雇用祖某某(男,55岁,黑龙江北安市人)夫妇开车,共同将张超送往天津站让其回家,途中发现张超病情严重,将其弃于案发地。
据通报,7月15日,公安机关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将祖某某、刘某某、王某某刑拘。目前,张超死因的病理正在检测中。
8月6日深夜,在焦急等待案件进展的张超父亲张国华(化名)说,儿子张超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上学,毕业后在云南上了一年班,原想离父母近一些,才辞掉了云南的工作,通过“信息平台”去了天津。没想到,到天津四天后,“孩子就不在了”。
另据天津警方7日通报,以打击整治静海传销为重点的集中行动开展2天以来,共出动警力3000余名,在天津市各重点地区开展打击传销行动,排查村街社区621个,发现传销窝点420处,清理传销人员85人。
对话受害者父亲 “一说孩子没了我以为是骗人的”
记者:什么时候得知儿子的消息?
张国华:7月14日晚上7点多才知道我孩子(没了)的事。
记者:当时接到了谁的通知?
张国华:没有接到任何人的通知。他妈妈给孩子打电话,打到当天下午2点没打通。我下班回来用我的手机打了,一接通发现对方是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派出所,说孩子出事了。
听到后我自己都不相信。一说孩子没有了,我以为是骗人的。我就赶快去地方派出所确认是不是坏人冒充公安发的信息,打听了下,人家说“可能是真的”。通过他们警方给对方当地派出所打的电话,确认这事是真的。
记者:确认消息之后怎么办?
张国华:14号晚上,我们家属7个人就开车过去(天津)了。第二天早晨7点多,我们到了张家窝派出所,外面雨下得有些大。一看派出所还没人上班,我就拨了“110”电话,接听电话的人说还没到上班时间,让等一会儿。等到9点多见了,警方问了下孩子啥时候从家去(天津)的,他们说了下孩子在哪里出的事。我们接着就上天津市人民医院认尸,确认了是我的孩子。
记者:孩子是在哪被发现的?
张国华:是在张家窝派出所后面的马路上被发现的,7月14日早晨是环卫工打扫卫生看到孩子的,打完120之后,发现孩子就不行了,又打了“110”,公安过去办案。我还不知道孩子的死因,说是得要30天才能拿到尸检报告。
记者:后来警方这边有什么进展吗?
张国华:我后来给派出所也打电话了,他们说孩子被抛尸的地方有监控录像,有两个传销的犯罪嫌疑人负责抛尸,已经被抓了。第二天又去派出所,他们说我孩子是通过信息平台和电话去天津面试的。孩子是7月10日去的天津,7月14日孩子就不在了。
记者:中间你们夫妻跟他联系时发现什么异常吗?
张国华:他妈妈最初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到了吗,他说到了。在那以后,他妈给他打电话,他是挂了又回过来的。他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上学都从没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家人给他打电话,他也从没挂过电话。他在云南上了一年班,当时在学校就跟对方签了一年合同,在云建公司修路,是技术方面的工作。他是学土木工程的。他想离父母近一点,所以辞了云南的工作,通过信息平台才去了天津。
传销为何难除 打击难度大有建议降低定罪标准
近年来,有关部门不断加大对传销组织的打击力度,媒体也广泛宣传传销的危害,可传销组织为何还能野蛮生长,甚至愈演愈烈呢?
业内人士表示,这与一部分人心存贪念和侥幸心理、在较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失去理智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不法分子“升级骗术”,让不少人误入歧途。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表示,传销借助互联网,进一步发展成为网络传销。有数据显示,目前传销案件中有60%至70%是通过网络进行的。
一方面,网络传销打着所谓“微商”“消费投资”“购物高返利”“爱心互助”“发展高科技”等名义,借助国家政策的“支持”伪装进行传销,在组织上更加封闭,在交易上更加隐蔽,并且也越来越体现出高智商化的特点,不明事理的网民很容易被诱导,进而掉进传销陷阱。
另一方面,网络传销的违法成本较低。互联网传销头目只需要建立一个网站,利用网络虚拟身份借助网站进行传销的宣传、运作、人员管理、资金分配等,一旦出现问题可迅速将资金转移国外。不仅运作成本低,而且打击难度大,因此很多不法者铤而走险。
传销组织借助互联网这个“马甲”野蛮生长,但打击传销还面临不少难题。
首先,工商、公安部门要在数以亿计的信息中发现非法传销的蛛丝马迹并不容易,所以一般都是事后才会介入,事前事中的监控一般较少。其次,互联网传播具有跨地域性,使得传销突破了地域和国界的限制。但我国在打击传销层面,尚未形成有效的多部门联动机制。最后,打击传销现实操作难度依然很大。根据法律规定,传销的刑事立案标准有两条:涉案人员达到“30人”、组织层级在“三级”,并不包括涉案金额。不过,有民警表示,“30人”意味着要认定超过30名有名有姓、身份确凿的传销参与者,及30份真实可信的口供,但警方想确定传销人员名单及体系却很困难。最大的难点在于,很多传销参与者不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对此,有法律界人士表示,防范和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应完善处置新型网络传销的相关法律法规,并降低定罪标准,合理设置人数标准和级别标准,增加传销组织者的违法成本。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表示,打击传销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工商、公安、银行、电信等各部门参与,并创新监管方法,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打击网络传销。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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