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按别人的标准过日子有多难

年底,外出打工的小青年陆陆续续返乡,村里相亲、结婚的就多了起来。这本该是喜庆的事儿,却因为费用离谱,不少农村家庭因此苦不堪言。郓城县杨庄集镇的居民刘冬梅列了一个当地的婚恋价目表:见面礼9.9万元,订婚16.5万元,过门时再拿3万元；不算别的支出,光这些就近30万元。除了杨庄集镇,各地还有所谓“万紫千红一片绿”、“三斤三两”、“一动一不动”等不同规矩；相同的是,这些规矩都需要厚实的钞票“成其方圆”。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农村大众报1月27日、28日推出的《农村青年婚恋现状调查》。

这一系列调查反映出当前农村复杂的婚恋现状:人口流动加快,而城乡藩篱犹在；农村男女比例“失衡”,相亲模式抬头；“天价彩礼”涌现,让“爱情本无价,婚姻却有码”……透过这些现状,不难发现,有的地方,超高成本娶媳妇已经成了区域小气候,“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这种区域小气候虽然可能只是一时风气,却已经有了跟风俗一样的约束力。

风气之所以能形成,跟人的集体生活有关。大家聚在一块,声息互通,要是听说哪家的姑娘出嫁搞得隆重,自家女儿出嫁就不好意思简单了事,否则就有点没面子。关于这种集体生活的心理,美国有位经济学家奥尔森做过一番探究,还写了一本书,叫做《集体行动的逻辑》；这本书也被视为后来公共选择理论的发源。国内也有位经济学家,拿市场理论来解释当前光棍多、娶媳妇难,还开出了“允许一妻多夫”的药方。需要说明的是,奥尔森于1998年过世,还不了解中国的娶亲问题,但他的研究却为理解农民陷入“宁可负债也要娶媳妇”的困境,提供了经济学的解释。

在一个集体里,如果看到各人追求的利益目标一致,能不能就断定大家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奥尔森认为,不能,因为集体行动存在一种“困境”。举例而言,打工挣钱,谁都想涨工资,可不见得谁都敢冒着被开除、被臭骂、被穿小鞋等风险去找领导、提要求。原因很简单,如果真有某人闹着要涨钱,成了,大伙儿都跟着沾光；没成,倒霉的就是他一个。这种情况下,聪明的人一盘算,都会觉得不合算。农村娶亲也一样。别人都出“天价彩礼”,你想改变这种风气,不想多拿钱,就得冒打光棍的风险。更尴尬的是,就算你冒了这种风险,可能也改变不了这种风气。

有句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把奥尔森的这番道理讲得更直白。但这俗话把“出头鸟”凄凉悲惨的下场说完再无下文。奥尔森则为想摆脱不良风气困扰的集体成员们找了个方法:选择性激励。即谁愿意为集体谋福利,谁能为大伙带来更大的收益,大伙儿就应该在他应得收益之外,再多给一份；而且,他说,集体越小,这方法越管用。就现实而言,我们乡下的村庄规模虽然不等,但动辄上万人的村子还不多；要改变这种“娶亲返贫”的现状,村委看来大有可为、也应有所作为。

现在村里除村委之外,有的还设有红白理事会等。这些机构在移风易俗上所发挥出的作用,有时令人吃惊。笔者曾经采访过一位80后村干部,上任之后就想改变红白事铺张浪费的风气。他定了个合理的标准,并要求村干部在村民过红白事的时候都去帮忙。所谓帮忙,不见得有多少活儿干,却让村民有了面子,更有了“不按别人的标准过自己日子”的底气。要是这样有办法的村子多了,我们也能“气气”美国的奥尔森老头:你看你鼓捣这么些年,说了那么绕口的道理,我们也没看你什么书,还不是轻轻松松打破了你所谓的“困境”?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段新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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