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104】“连线”黄冈

2月5日，身穿防护服的医生走入武汉汉江方舱医院，该市首个方舱医院开始收治病人。 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高纪平不断向出发去医院的队员挥手。

两位医护人员隔着玻璃用对讲机交流。

护目镜和口罩在医护人员脸上勒出深深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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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写作此文时，是2020年2月8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

34546，是此时已经公布的全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

这也是眼科医生李文亮离世的第二天。疫情仍然严峻，医生还在跟病毒“抢”病人。

“悲恸！但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需要情绪隔离，尤其在防疫的关键时刻，只能忍痛前行。”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医生文川，在武汉洪山体育中心的方舱医院忙碌着，抽空回复了我的微信。

作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员，这是他从长沙奔赴武汉的第3天。

“擦干泪水，我们还有‘战斗’要继续……”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医生张田慧刚刚传来2月7日的日记，“今天，是湖南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到达湖北的第12天。第一例由我参与治疗的患者痊愈出院，特别开心；但武汉同仁去世的消息传来，又让我眼泪止不住地流。”

隔离情绪，忍痛前行。截至2月8日这天，全国已有139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中国最精锐的医疗力量还在源源不断地汇集。

在湖北省黄冈市，比张田慧还早到3天的湖南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已在抗击疫情一线奋战了15天……

黄冈需要帮助

“你们来得太好了。”高纪平的手被黄冈市委领导握住，握得很紧。

这是1月25日大年初一晚上11点，高纪平他们刚刚抵达黄冈。

“握完手，他又改成拱手，我感到黄冈真的需要帮助。”向我描述起进驻黄冈那一刻的心情时，湖南省卫生工会主任高纪平已经在这座城市待了14天。

他去得很匆忙。当他接到电话被任命为医疗队领队时，实际准备时间只有不到两个小时。

5分钟后，副领队朱华波也接到了电话，当时他正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值班。

朱华波立即赶回家。行李不多，包括他塞进去的4条香烟。后来，朱华波还把其中两条分给了同样抽烟的高纪平。

大年初一下午，从株洲、衡阳和郴州赶来的10所医院的135名队员在长沙南站集结。每个人都是自愿报名，除了在请战书上按下红手印，他们还在出发前重温了《希波克拉底誓言》。

“大家戴着口罩，我一个都不认识。”高纪平在后来的日记中描述，“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口罩上方是坚定的眼神，我被他们感动了。我知道，我将成为这群勇敢战士的家长和战友，我既要带领他们打胜仗，又要保证他们安全凯旋。”

“平时，他们治病救人，是白衣天使。这次，他们是上战场，都是白衣战士。”出征半个月后，朱华波在视频连线中跟我谈及这点时仍然一脸凝重，“我们是来跟病毒开战的。”他深深吸了一口烟。

高纪平率队出发3天后，张田慧也站在了长沙南站的站台上。头一天，她到医院查房，写医嘱时听同事说起要派人去湖北。等她打开微信群，距离报名截止还有10分钟。

张田慧甚至来不及告诉丈夫和父母。

湖南省长许达哲前去给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员送行并讲了话。“我好感动，”张田慧说，“但是省长说了什么，我一句也没听到。”

站台上噪音大，天很黑，人很多，张田慧站在队伍的很后面。

挺进大别山

“黄冈不能成为第二个武汉。”湖北官员说。但在某种程度上，“黄冈的情况比武汉还要严峻”，湖南第二批援鄂医疗队负责人这样告诉媒体记者。

黄冈紧靠武汉，全市750万人口中有超过60万人在武汉工作。1月23日武汉封城前，这些人大多返回了黄冈。其中的感染者成为了流动的传染源。

“他们在近乎‘裸奔’的状态下战斗。”大年初二，到达黄冈的第二天，株洲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熊佳丽随队来到由一所老年公寓改造而成的龙王山收治中心，发现那里人满为患，防护物资紧缺。

没有区分污染区、缓冲区和清洁区，也没有区分医护通道和患者通道，病人、家属、医护人员挤在一个空间内……“这些同行已经到了极限，我们都想尽快把他们换下来。”

没有人来得及细致描述疫情暴发后湖北省内多家医院最初的混乱与凶险。直到2月4日，四川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副队长黄晓波才向媒体口述了他最早见到的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的情形。

“疑似患者和普通发热患者混杂在一起；坚持上班的医院员工都缺防护服，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否是下一个感染的人。”黄晓波说，有医护人员在电梯里见到他们就哭了，医院呼吸科主任给他打电话时也哭了，“说快要撑不下去了。”

朱华波看过那篇报道。在2月2日接受央视《新闻1+1》连线采访时，他也用“形势严峻”描述了当时的黄冈。

湖南医疗队先后接管了龙王山收治中心和惠民医院。朱华波一面让随队的3名医院感染管理科医生对两所医院进行规范的“三区两通道”改造，一面指挥队员在防护服和医用N95口罩都很紧缺的情况下展开治疗，“医者仁心，那么多病人等着，我们只能往前冲。”

为了节省物资，队员们把当班时间从4小时延长至8小时，中间尽量不吃不喝，并且穿上纸尿裤避免上洗手间。走出隔离病房，脱下一层一层的防护服，摘下口罩，所有人的衣服都已汗透，脸上被口罩勒出深深的印痕。

这还不够，作为医院管理的专家，高纪平和朱华波给队员们制定了非常严苛的自我保护流程。

下班后先用酒精把自己从头到脚喷淋一遍；回到酒店房间，将门把手、手机消毒，脱下外套挂在进门的第一个柜子里；走进卫生间，洗澡30分钟；换下的衣服用消毒液浸泡，用盐水仔细清理鼻孔、眼睛和耳道…… “这时才能走进卧室。”熊佳丽仔细地跟我描述。她说，8个多小时高强度工作后，早就饿得不行了，“但走完这套流程，至少要1个小时，然后才能去吃饭。”

1月28日，到达黄冈的第4天，高纪平的队伍撤出先期接管的医院，准备入驻有“黄冈版小汤山医院”之称的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前几天的手忙脚乱让大家有些疲乏，在大巴车上，朱华波对坐在身边的队员说，“挺进大别山，给大家鼓鼓劲。”

“挺进大别山，加油！”别有深意的口号声在车厢中响起，大巴车也加速向医院驶去。

睁眼就是一堆病人

“我去吧。”

1月22日上午10点多，株洲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医生办公室里，听到熊佳丽说出这3个字的，除了科室主任，还有她刚好推门进来的丈夫。

三个人都沉默了几秒后，熊佳丽的丈夫很绅士地笑了笑。

那天是腊月二十八，之后几天，熊佳丽的家里，谁也不提她随时可能去湖北的事，但丈夫和婆婆都默默帮她收拾着行装。

大年初一，按当地习俗，一家人一早出发去给熊佳丽半年前去世的公公上坟。车开出才10分钟，手机响了。听熊佳丽接完电话，丈夫问都没问一句，调转车头就朝医院开去。

一路上，没人再说一句话。

“真的要出发时，还是有些慌。”在黄冈已经10多天后，熊佳丽在视频里告诉我，“不怕是不可能的。结婚10多年，我从没和老公分开过这么久，我也担心他复工后有风险，每天都要叮嘱几句。”

那天下午，株洲下起了大雨。30名来自株洲市中心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登上了开往长沙的车辆。熊佳丽同科室的护士付艳萍，路上看着信息接着电话，一直在流眼泪。

“为了这件事，感染内科副主任谭英征的妻子和他大吵了一架，哭了两天。谭主任一直在做妻子的思想工作，家里人年也没过好。” 付艳萍跟我说，出发前，谭英征还麻烦姐姐开车将母亲接回了老家。

从湖南，从山东，从上海，从北京……自除夕夜起，这样饱含割舍的逆向而行每天都在发生。

到了黄冈的第3天，25岁的护士欧飞宇就有点想念家乡的辣椒炒肉了，尽管每一天，酒店都尽力给他们做好吃的饭菜。

这个工作不到5年的95后小伙子只要一歇下来，总会觉得有些害怕，“老是失眠。”

年过五旬的高纪平深知“毅然”背后藏着的惊慌与眼泪。“看着我的队员们登上去医院的班车，我不停地挥着手，就像一个老父亲送儿女们上战场。”高纪平在一篇日记中写到：“……背过身来，我流泪了。”

“正因为此，保证医护人员零感染，是我和高主任的首要任务。”朱华波与高纪平相识多年，这次搭档，“他管方向，我抓落实”。刚抵达那几天，朱华波不断与医院、黄冈市政府沟通协调，要求实践“专业意见”。

采访过汇聚武汉的“四大天团”的重症科主任，有记者总结出他们的相似处：坦率热忱，关注细节，相信现实，对各种假说、幻想不以为然。

朱华波同样直言不讳，“每天睁开眼，就是一堆病人。医护人员只有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才能更有效地实施治疗，他们不再恐惧，患者就能多一些信心。”

危急关头，事实和由此产生的策略才能救命，不管是救谁的命。这是每一个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者的职业素养。

经过医院感染管理科医生提前规划改造，熊佳丽转战到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时，终于不用一整天都戴着N95口罩穿着防护服上班。移交给当地医护力量的龙王山收治点和惠民医院也规范了治疗流程。2月1日，黄冈在全国率先实施“最严封户令”，规定每户每两天可派一人上街采购。

秩序开始慢慢恢复。

“男丁格尔”

“医生，我水壶没水了；医生，我手机没电了；医生，我想吃稀饭；医生，我能出去吗？……医生，你累吗？”

2月6日，从病房里“熬”出来，“医生”欧飞宇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在隔离病房，没有家属，没有卫生员，护理人员就要承担诸多医疗之外的工作。在不大的空间里，他们每天步行都会超过两万步。

此前两天，为了方便我采访，包括欧飞宇在内的5名男护士被临时党支部宣传委员付艳萍拉进了一个微信群，群名叫“援鄂男丁格尔”。

在群里亮相时，5个“男丁格尔”戴着防护口罩，煞有介事地各自录了一段自我介绍的视频。欧飞宇口罩上方一双眼睛显得率真和调皮。付艳萍说，他是队里的主劳力，“抢物资、搬东西都靠他。”

“是不是烦了？”

“不是，只是事情太多了。马桶堵了，病人也会叫我们修。”

……

视频聊天时，欧飞宇摘掉了口罩，舒服地躺在床上摆弄着手机，看起来与大多数95后年轻人没有什么区别。

为了穿防护服，到黄冈的第二天，欧飞宇把刚做的帅气发型剪成了寸头。在视频时，他特意跟我比了比谁的头发更短，最后不服气地说，“刚剪完时，我真的比你短。”小伙子显然有些舍不得此前的发型，还发来了一张照片给我看。

同样发来照片的还有男护士李锐，为了向我证明他是个“有趣的男人”。

刚到黄冈，李锐在南湖医院支援。当时，一位82岁的李奶奶因感染被隔离住院，老人情绪很激动，整天闹着要出院。

“我觉得她是在陌生环境中感到孤独。”那几天，只要有空，李锐就常到李奶奶床边坐坐。从她的言语中李锐了解到，原来李奶奶入院时忘了带手机，又记不住儿子的电话号码，因为想家才天天闹脾气。

慢慢地，只要李锐当班，李奶奶就显得很高兴，一直跟他唠叨家中的细碎事情，也不再吵着要出院。

离开南湖医院前，李锐专门嘱咐接管的护士，一定要多和李奶奶聊天，“很快她就能见到自己的儿子了。”

到了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李锐主动加了自己负责的每个患者的微信，“这样他们有问题有疑惑随时都可以找到我。”

和我连线那天，李锐收到了5床病人发来的微信，告诉他自己两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CT结果如果没问题的话，很快就能出院了。

“她是个助产士，刚确诊时总觉得自己过不了这一关了。”为了鼓励这位病人，李锐使出了浑身解数，把自己暖男和有趣的属性发挥到了极致。翻看着自己和5床病人的聊天记录，他那双隔着屏幕看起来大得有些夸张的眼睛泛起了泪光，“在疾病面前，我也常常感到有心无力；但在病人面前，我必须要做力量的源泉。”

在李锐和欧飞宇负责的病区楼下，是张田慧所在的湖南第二批援鄂医疗队接管的第六病区。

刚开始，一见到张田慧查房，不少患者就用被子蒙住脑袋。“他们看见穿得像‘生化战士’般的医生，会加重对病情的恐惧，觉得自己无药可救。”

为了安抚患者，除了更细致地治疗，张田慧也像护理人员一样，每天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进病房和病人拉拉家常。“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病人的病情随着心态一起好转了。”

2月7日，付艳萍给我发来一段视频。视频中，负责护理重症病人的主管护士郭希正拎着一袋医护人员的水果在隔离病房里分发。

郭希身材高大，穿着防护服像是一个 “太空人”。他动作有些笨拙地把橘子、苹果放在病人的床头柜上，每个人都会对他说“谢谢”。

“黄冈人民感谢你们”，从抵达那天起，这句话一直伴随着援鄂医疗队员的每一天。

元宵节的晚上，张田慧收到了第一位治愈出院病人发来的微信，感谢她近半个月来的陪伴。

“美林，你很好我就放心了！元宵节快乐！”张田慧很快回复道。

“我们不是英雄”

在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除了来自湖南的医护人员，还有两支来自山东的援鄂医疗队。

1993年，山东菏泽市的单县中心医院，住进了一个叫张慧的9岁女孩，她得了肝脓肿。每天，一位叫王福新的医生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病房来看望这个小姑娘。

张慧家里很穷，每次做穿刺，王福新都亲自带着她去跟医生打招呼，“别收她的钱了。”然后又转过头来对她说：“就打麻药痛一下，别怕。”

张慧的穿刺“开开心心就做完了”。

多年后，张慧考上了广西医科大学，毕业后到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当了呼吸内科医生。她把母亲的姓放进了名字中，改名张田慧。

现在，张田慧每年都还会打电话问候王福新医生。在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得知还来了山东的同行后，她常常想起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选择这个职业，就是为了像王医生一样帮助病人。”平时，张田慧也会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主管的每一个病人。

在与我视频聊天时，张田慧接到了从怀化打来的电话，她的一位老病号最近身体不舒服，想要住院治疗，张田慧马上替她做了安排，“我们不是英雄，任何一个普通的医生在任何时刻，都会选择和患者一起战胜疾病。”

元宵节这天，黄冈市人民政府给医疗队送去了礼物。和许多年轻的医护人员一样，张田慧从没想过自己会因为疫情来到黄冈，“这个地名我们很熟，因为大家都是做着《黄冈兵法》这样的教辅书长大的。”

李锐说，在汶川地震和那曲泥石流时，他和同事两次收拾好行李准备上前线，却都没有成行。“事不过三，看来还是和黄冈最有缘分。”现在，每次穿好防护服，他都会让同事在背上写上“湖南李锐开心加油”的字样，他说，下次一定要带着家人来看看黄冈的山水。

抗击疫情的第一个14天已经过去，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朱华波带来的香烟快抽完了，又托人从长沙捎了一些过来。他有些惋惜自己的衣服被消毒液泡得褪了色，“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每天晚上上报的数据中我知道，疫情正在被控制。”

王福新医生退休了，他已记不清当年那个小女孩是因为什么原因住院。当听我说张田慧在黄冈时，他特地写了一段话请我转告：请她注意防护，为抗击疫情多尽份力。她能参加这场战役，是故乡人民的骄傲。胜利属于我们！

2月10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式公布的全国对口支援湖北名单，湖南省和山东省将支援黄冈市。

“连线”黄冈，患难与共。大灾大难中，更有交织的缘分。

2018年汶川地震10周年时，已是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的黄晓波把当年支援过四川的医生护士邀请到成都，办了一场纪念活动。

如今，黄晓波已经跟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的院长说好了，“今年9月，我会带着队员回来看红会医院，一起痛痛快快喝一场酒……我们和红会医院的战斗友谊也会持续10年甚至更久。”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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