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年味”

□王传寿

“大麦下田，侠们（合肥方言：孩子们）望过年，过年吃胯胯（猪肉），爸妈也不打。”这是合肥地区流传的一首民谣；也是我童年生活的写照。

进入农历腊月，母亲就叮嘱我们：腊月黄天，侠们别讲破嘴（不吉利）话。腊八前几天，母亲就开始张罗腊八粥的食材，米、黄豆、花生、棉籽……主杂粮一应俱全，图的是来年粮油棉大丰收。腊八清晨，母亲起得更早，把食材下锅加水后，就坐在土灶前，用晒干的牛屎粑粑煮八宝粥。灶膛里的火焰把母亲的方脸映得通红，更显慈眉善目。如今我和妻子已年逾古稀，家乡也用上了燃气灶，但还常想起母亲当年的“牛屎”粥。

腊月十九扫尘，爸妈齐上阵，彻底清除即将过去一年的烦恼和不顺。父亲用扎着扫把的长竹竿先扫屋顶和屋梁、擦拭门窗，母亲随后清理床铺和地下，俩人配合默契，很快把几间茅草房内收拾得干干净净。

腊月二十三，即年头，孩子们从这天开始拎着灯笼放鞭炮，父亲忙祭灶。农家在用土坯砌锅台竖烟囱时留下一“庙宇形”小空间，叫“灶王台”，平时放置火柴，过年摆香炉。父亲在此摆上香炉烧香祭灶，祈求灶公老爷“上天奏好事，下界保平安”。

过了年头，腊月二十八就开始布置堂屋了。我的祖父早逝，祖母一人将父亲拉扯大，温饱难求，更无力求学。父母虽是文盲，但也奢求“文化”年味。父亲将家里唯一像样的家具——两头翘起的香案摆在厅堂正面墙中央，先挂中堂画，再挂两边条幅。我上学后方知，那幅中堂画是清代朱伯庐先生的《治家格言》，由张忠伟敬书；两边的对联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为了防止穿堂风吹皱字画，父亲在对联的外侧墙上钉了4颗小铁钉，用红头绳绕着铁钉扯紧，将中堂及对联服服帖帖地固定在墙壁上。中堂前是八幅吊画：“天有宝日月星辰，地有宝五谷丰登，国有宝忠臣良将，家有宝孝子贤孙：一炷清香达上苍，二只明月照家堂，三教佛神常护佑，四时八节永安康。”父亲一字不识，怎能分清吊画的左右次序呢？我后来才发现，他在吊屏的背面做了记号：分别用毛笔画有横杠，从一横到八横。或许正是这些摞起来的黑杠杠，压得一位翻了身的农民难以彻底“翻身”。父亲虽然不谙《治家格言》，但笃信“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记得在上初小时，有一次，我不知何故竟然逃学，父亲气得两手发抖，拧着拴牛的鞭绳在雨地里追打我，一直把我撵进邻村的学堂才罢休。我粗通文墨后就学写门对，虽然字体歪歪扭扭，但一向严肃的父亲还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因为他再也不用一到年关就去村小学校排队，求我的语文老师陈照甫先生写门对了。多年后，家中吊屏背面那些黑杠杠仍然在我的脑际萦绕、挥之不去；中堂画旁对联中的十六字箴言更是成了我的座右铭。它们伴随我跨入高等学府，圆了导师梦。

除夕守岁，母亲忙着给我们几个孩子准备大年初一穿的新衣新鞋。我知道，新衣是母亲纺纱、父亲织布，买来“呼青”（染料）染色后，再花钱请裁缝做成的。而新鞋则是母亲一手缝制的。进入冬闲，她就找几件破旧得不能再补的衣裳拆洗干净，撕成一片片旧布条，再用糨糊一层层粘在一块门板上，晒干后照我们兄弟姐妹的鞋样剪成鞋底，然后一针一线地纳成结实的“千层底”，最后用锥子和自纺的麻线将鞋底和鞋帮缝制成千层底土布鞋。岁月流逝，我不知穿过多少双球鞋和皮鞋，其中也有名牌。可我总还留恋母亲的老布鞋，穿得最合脚、最给力；尤其是母亲在寒冬油灯下纳鞋底的不朽身影，一直激励着我踏实走路、正直做人。

除夕夜，父亲睡得最晚，临睡前又把客厅洒点水、清扫一遍，再放一挂爆竹，然后“收大门”。大年初一早晨，父亲照样第一个起床，先用刚入冬就备好的劈柴，在泥炉上“催”（烧）茶。合肥方言将白铁皮焊的长嘴水壶称为“催子”。我们都换了新衣新鞋静静地站在一旁，求个“闷声大发财”。父亲仍然穿着那件洗得泛白的蓝粗布大襟长衫，他深知，“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父亲虔诚地在摆放“天地君亲师”牌位的香案前跪拜。他把一个贫苦农夫的信仰和期盼全都寄托在这三叩首中了。烧香拜神之后，才正式开大门放鞭炮，迎接新岁的黎明。

岁月蹉跎，父母早已离世，但父母“年味”却深深地埋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既苦涩、又温馨，虽淡淡、却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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