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语境”下的基层社会治理 基于对合肥市县级融媒体中心实践的观察

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现代传播体系的“最后一公里”，已然成为了一项遍及全国的基层社会重要基础设施，当基层媒体的核心功能由传统的传播与宣传向着公共服务进行转型，无论是在内容层面、传播层面还是反馈层面，县级融媒体中心已然承担起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职责。

缝合信任：作为治理共同体的县级融媒体

中国在高速发展期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社会裂缝，一个作为缝合剂存在、可以将各层级治理主体的声音互相传达，并最大限度地贴近人民场域的媒介显得相当必要，而县级融媒体的实践则充分提供了一个提升治理主体之间协同度与高效性的可能。

2019年，包河区上线了名为“大共治一体化”的信息平台。该平台以“数据集成、实时监测、闭环处置、指挥协同、多元应用”五大功能为核心，是包河区政府在向全国范围内已获得成功实践的社会治理模式学习，并根据本土问题、人民需求与既有基建进行创新后探索出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模式。包河区的“大共治”模式提出了“大共治基础网络”概念，以调动全民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做好社会服务为目标方向，做强做好前端居民自治。该模式针对该区的信息碎片化、平台分散化以及应用同质化等问题，充分做好平台下沉、治理重心下沉，将治理的场景带进民众的日常生活，将治理的主体延伸至每个参与治理过程中的人，实现真正的“共治”。

城市精细化治理：一种基于技术赋能的微治理视角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重要枢纽的县级融媒体，鉴于其地缘空间与社会文化上的接近性，成为一个更贴近于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场域，也是一个更迫切需要实现精细化的内容分割与功能划分的平台，因而，数字化、智能化是一条必走之路。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场景、人工智能等日益更新的现代技术为基础，一个渗透到信息传播、社会监督、政民互动以及政务办理等多个层面的基层治理流程正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为阵地铺展开。

从2018年县级融媒体布局元年起，仅用两年时间，合肥市的区县融媒体中心已经基本完成了自身的硬件建设，迈向了服务、业务、运营、创收的新阶段，与过去的媒体融合不同，更接地气的县级媒体融合，从客观层面看，是一个更加纵深化、囊括了更多层级事务的融合场景，从主观层面看，面向的是物质生活更丰富、精神需求更旺盛的新时期人民群众，因而更迫切需要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兴科技为其赋能。

比如“肥西城管”微信公众号，可通过居民上传信息，实时投诉到“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一经核实，管理员可在后台进行任务派遣。这种城市具体业务的数字化治理手段，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推动治理迈向科学化、精细化，正成为合肥市各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核心探索方向。

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基层健康治理

2020年初，全球遭遇二战以来最大的公共危机——新冠疫情。这场对全人类安全造成巨大冲击的公共卫生事件，也深刻地考验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不论是理性信息的传播、公共资源的组织协调还是情感抚慰的提供，在此次疫情之下的基层健康治理，都离不开县级融媒体的效用。

回顾合肥市各区县县级融媒体中心在疫情期间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从传统的电视、广播媒介，到两微一端及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介，不论是早期及时传递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宣传防疫科学知识，还是中期报道一线人员典型事迹、指导经济生产恢复，后期宣传以及公开疫苗安排，借助具备明确地域指向性和本土特色的传播内容及形式，县级融媒体在这场基层社会公共危机治理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价值。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县级融媒体在这场基层健康治理考验中，积极地调动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定制了相当多的特色本土报道内容与形式。在疫情专业坐标之外，搭建了一个以流媒体为媒介的接地气场景。此外各区县还借助宣传车等形式，将融媒体的实践探入到居民最切身的生活之中。这些都是县级融媒体创新本土化优质内容的有效实践，极大地发挥了其基层信息枢纽的价值。

安徽大学 王岩 （本文系合肥市2020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 项目编号： HFSKQN2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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