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打工诗歌寻找到自己

柳冬妩去广东打工的车票

1993年夏天，我在上海嘉定县打工，一个阴雨天到书店购买了布罗茨基的《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叶芝的《丽达与天鹅》、蒙塔莱的《生活之恶》等，几部诗集同属于《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1993年9月，我用二姐刘定芳用过的牛仔包，背着这些书独自一人南下广东打工。1991年，二姐与两个表妹曾到东莞大朗镇蔡边工艺厂打工，由此，我写下了第一首打工诗歌《颂诗》。1992年，我高考落榜后到东莞一玩具厂做杂工，年底回乡报名当兵，出发那天，二姐用一个牛仔包帮我打点好行李，和在同厂打工的妹妹、表妹把我送了很远很远。那个寒冷的冬天，我没有当上兵，也迟迟不敢写信把没有当上兵的事告诉二姐。1993年春节前夕，就在全家为二姐正月初八出嫁准备好嫁妆的时候，在从东莞回家过年途中，二姐与表妹尚红、尚琴因车祸离开人世。那个天寒地冻的春节，我写下了数十首诗歌哀悼她们。

我至今保留着1993年9月那张南下广东的火车票。在大上海最炎热的几个月里，我修过路，推过翻斗车，抬过大石，卸过船。天长日久，一种叫胃溃疡的病，在我的身体内部展开了强大攻势，我再也支撑不住自己的几块骨头了。9月的那个深夜，我在上海的凄风苦雨中登上了开往合肥的火车。下了火车，再坐几个小时汽车便可回到家中，此时，我多么想立即踏上回家的旅途。我捂着还有点疼痛的胃部，归心似箭，但又不甘心就这样返家，让父母再多一次失望。我提着牛仔包在合肥火车站整整徘徊了一天，仍举棋不定，不知何去何从。命运再次把我抛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天黑时，我茫然地登上了开往蚌埠的列车。最终的结果是，我在蚌埠买到了开往广州的209次火车票。我那候，我是一个被命运驱赶着的盲流，觉得自己就是城市上空飘浮的一颗尘埃，飘飘浮浮，荡来游去，没有着陆的地方。

经过几天几夜的辗转，我来到东莞，开始在一家刺绣厂打工，然后到一家镇报当编辑。1994年4月，我又到了东莞市文联主办的《珠江潮》杂志，当起了“打工编辑”，主持“打工心声”栏目，狂热地写着“打工诗”。1995年第5期的《诗刊》，发表了我的组诗《我在广东打工》，据说是《诗刊》首次发表的打工组诗。我的“打工诗歌”几乎与我的打工生活互为印证。

2000年之后，我成了所谓的“打工诗歌评论家”，在《读书》《新华文摘》等刊物发表几十万字的“打工诗歌”评论，2006年出版了《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所有这一切，都是“1993年”的一种延续，是90年代写作打工诗歌的一种延续。打工几乎凝聚了我对这个世界全部的爱与情、痛与恨。没有打工，我绝对是另一种意义的艰难和平庸。在这个悖论中，我用“打工诗歌”寻找到了自己并证实了自己。

（作者系第一批打工诗人、打工诗歌评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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