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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有方展睿智“青天”之名始端州——“我从包公家乡来”系列报道之“肇庆篇”(上)

来源:肥东晨刊 2019-11-15 08:51   https://www.yybnet.net/

○包公文化产品《青天之端》 ○包公文化园已成为教育基地 ○包公井成为文物保护单位 ○包公井 ○文化园展厅 ○端砚 ○如今的米仓巷“‘包青天’之美誉始于知州任上。”

——张国华《包拯身前身后事》

20世纪90年代,三百集的电视长剧《包青天》热播,“包公热”席卷全国各地、东南亚甚至全球华人社会。在“包公热”的推动下,肇庆人怀着对包拯的崇敬之情,纷纷呼吁重建肇庆包公祠,不少热心人乐于为包公祠重建添砖加瓦、献策出力。从海外同胞到乡土士民,从人大代表到政协委员,异口同声要求重建包公祠。2015年,肇庆市包公文化园在原有包公祠基础上重新规划建成对外开放。

另外为了弘扬和传承包公的廉政文化,肇庆市以包公治端史迹为题材创作出品了大型原创廉政音乐剧《青天之端》,很多观众看了这部剧之后都感动流泪,“幕幕有热泪,场场有掌声。”肇庆市文广旅体局副局长黄兴告诉笔者,“包公治官三年,实行了一系列措施为百姓谋福利,当他调离端州时,当地的老百姓无不为之感到不舍,纷纷去送别包公,在码头集体连喊三遍:“包青天!包青天!包青天!”从那时起,“包青天”的名号逐渐名扬四方。”包拯刚入不惑之年出任端州知州,在端州短短三年,究竟为当地做了啥让老百姓们冠以“青天”的美誉?

一、初来乍到困境多

“正直遗型传稗史,清忠初绩著端州”这本是一代书法名家启功先生为合肥包公祠作的楹联,说的却是包拯知端州军州事的业绩。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包拯官升殿中丞,知端州事,从渔米之乡的扬州天长县来到岭南边远的端州。那时候端州的荒芜环境确实让他意想不到,就如中唐时期的乐府诗人李绅被贬作端州司马时一样:“草毒人惊剪,茅荒室未诛。火风晴处扇,山鬼雨中呼。”是个“鬼方”。从北宋的历史记录看,地属广南东路的端州还是交通阻塞,瑶僚聚居,还有“杀人祭鬼”,“巫现挟邪术害人”的陋俗,被称为蛮荒之地,又正值瘟疫流行,薜荔萧疏,了无生气。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肇庆市博物馆原馆长冯咏浩用《论语》里的一句话表达了对包公家乡人的欢迎。自1965年参加工作后,冯咏浩就一直研究包公文化,亲自参与设计和修复包公文物,如今,冯咏浩已经退休十七年了,但他仍然割舍不下对包公文化的热爱。在采访的路上,冯咏浩给采访团一行讲起了包公到端州的一些历史背景。

仁宗时期“三冗”(冗员、冗兵、冗费)情况十分严重。单说元员,仁宗时期就有17300多人,还不包括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守选等。在这些官员中,很多都是没有实职,只吃俸禄的“寄禄官”。官员虽冗多,却没有人愿意到岭南来,他们宁可赋闲寄禄,也不愿意攀越五岭,形成了朝中冗员,岭南缺官的局面。通过查阅资料,笔者发现包拯知端州时,史籍志书未见记录有同知、通判等官吏,那就只有一个原因,这些官更都是权摄政事的“摄官”一旦有正年官接任,便要归籍为民。广南路由于严重缺官,衍生出岭南各级官员的南选制度,除了监司由朝廷派道,其余各州府、县色便由广南路转运使选差当地土著临时代理,这些官史就是“摄官”。包拯上任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班下属官史。这些摄官们无心政法,有心敛财,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正如包拯后来给仁宗上“三疏”((请选广南知州疏》、《请添差广南职官疏》、《再请添差广南职宦疏》)中所指出:“其十数年无正官处,并差土人充摄。这些官员“其猥冗恣横之辈,唯务诛求;庸孺懵昧者,又全不晓事。民罹其害,无所诉告…”与这些人共事只会添乱,再加上言语不通,无法交流,就如失去了左膀右臂。

二、排沥屯田救荒馑

国忧民衣食,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为官一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端州地处珠江三角洲边缘,在北岭群山之下,土著俚僚(瑶、苗、水上疍家)杂处,除部分与汉人杂居汉化,大多数仍然是“依深山以居,刀耕火种,以砂仁、豆、芋、楠、漆、皮、藤为利、至地力竭,又他山”这样未开化的农奴文明。据清康熙《肇庆府志》载:

宋代端州境内多有瑶种,自言盘瓠之裔。椎髻跣足,刀耕火种,生性剽悍,登山越崖如履平地,出入持弩腰刀……

在这种环境下,以往州官上任做的第一件事是“备峒寇”,组织地方厢军征剿占山而居的瑶苗。包拯却一反常例,调动厢军排沥垦荒。大宋朝立国之后,逐步采取以军士代替民户力役,这是中国古代役法史上的重大变化。包拯知端州军州事,有调动车队的权力,但是,朝廷的这个政策,触及到官僚阶层的切身利益,官更们不能依靠派差从中盘剥百姓,实施起来就并不容易,特别是岭南,山高皇帝远,更多阳奉阴违,力役又逐渐强派到农户头上。包拯的这一政令出人意料。端州小郡,地方厢军只有百余人,北岭山下望塘、沼泽多,军队所起作用有限。但是作出了榜样,使青壮村民拿起锄头、锹铲,参加到排沥垦荒中去。山上瑶苗(洞丁)看到新州官不派兵征,也纷纷投亲靠友,下山来参加排沥屯田。

端州州署发布告示:凡屯垦出来的田地鱼塘,都可以按官价认购,缺少银两可待收成之后折谷交纳。这又吸引了山上的渠帅(洞主),下山买田置地,成为地主,无钱买地的洞丁便成了佃户,基本上结束了农奴制的残余。肥沃的土地,撒下种子就会有收成,粮食取得丰收后为储粮备荒,第二年,包拯又组织人力修建粮仓,积储粮食。该粮仓原名广储仓,元代改名广济仓,明代改为丰济仓。端州人民为纪念包公,将粮仓所在的巷子称为来仓巷,如今的“米仓巷”因此而得名。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原丰济仓附近米仓巷与十字路交界处开设朝晖粮站,方便周边民众购买粮油。综上而见,包拯“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的施政理念也在实践中形成,也是实现了他“仓充燕雀喜”的政治理想。

三、亲凿水井治瘴疠

在致力农耕的同时,包拯着手治理瘟疫,他总结了当地以瑶药(草药)和中药结合治瘟瘴的办法,把疫情压了下来。但是很快又出现了反复。包拯注意到,端州百姓把生活污水倒回西江河中,又在西江河中挑水饮用,因为河水受到污染,所以病情出现反复。包公几经走访考察,发现疾病的根源是老百姓饮用了不干净的河水所致,为了根治瘴疠,包拯效仿老家徽州的做法,开凿了七口状如七星的水井,并亲力亲为,在府署前边开挖了第一口水井,此举极大改变了端州人的饮水习惯,彻底根治了久治不愈的瘟疫。当地百姓十分感激,将这七口井亲切地称为“包公井”。经历了1000多年风侵雨蚀,七口井大多被填埋淹没了,但时至今日上了年纪的端州原居民也还能指出七口水井的位置,其中三联巷的包公井水质最好,保存至今,成为珍贵的文物古迹。近年又在米仓巷的民居中发现了一口宋代古井,经专家考证,也是七口水井之一。据《肇庆府志》记载,“包公井在府厅之东,宋康定间郡守包拯所凿,其水清冽”。直到今天,肇庆旧府衙内和龙顶岗还有两口包公井。

采访团一行在冯咏浩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端州区城西街道正西社区的清泉井亭,亭子里是一口井,井口用铁栅栏封住,但里面仍有水。冯咏浩说,这是目前七口井里井栏保存最完好的一口井,“这是包公留下来的原汁原味宋代的井口,雨水经年累月打出来的水洼,打水时绳子在井口磨出的痕迹都清晰可见,很有纪念价值。”包拯在端州三年所做的许多事情,史籍方志很少记录,唯独开挖七井之事,历代见闻札记常见提及,元末明初郡人董源的《义井记》,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袁枚的《子不语》,李调元的《南越笔记》,宋起风的《稗说》,张渠的《精庐小札》都有记载。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肇庆七井》中评曰:

孝肃此举,端之人至今受福。大矣哉!君子为政,能养斯民于千载,用之不穷。不过一井之为功,亦何所惮而不为乎?

包拯治理端州,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既解近忧,也求发展,他创办星岩书院,振兴教育,为地方培养实用人才;他建起崧台野站,畅旺物流,促进商业手工业的交流发展:他端砚只征贡数,堵塞了贪污腐败之路,减轻了广大农的沉重负担…包拯说:“果为国,岂不以爱民为心哉。”正因为他为国爱民,才能通盘考虑,全面实施。才能勤政善政,不遗余力。其构思之周密,规划之科学,安排之得当,执行之果断,落实之认真,都可见他超乎寻常的睿智和才能,雷厉风行的胆识和力。才能在重重困难中,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让端州“地方千里,不识盗贼,吏无叫嚣,水疍山瑶,熟化奔走,恩威并著,岁乃太和。”(元王揆《包孝肃公祠记》)。

本刊记者顾雯鑫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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