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的演变 □合肥玉霖

小时候爱笔。那时用的是铅笔。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就从参军去了部队的兄长手中，接过了他的“新农村”钢笔。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成为高考过关的少数幸运者，当年是所谓的“天之骄子”。父亲把他一直珍爱的一支金笔送给我，还顺便讲起这支笔的不凡来历。父亲是个老革命，1949年前就参加了革命，曾经在安徽省委的前身——皖北行署工作，是一名离不开算盘和笔的会计。60年代初，为支援三线建设，上面强调“好人好马上三线”，我们家就从省会合肥来到了大别山区，来这里开拓山区的交通工作。这支笔，就是父亲从大机关离开时得到的赠品。

那个时代的孩子一点都不被娇宠。没有过多的选择，我一毕业，就被分到一家军工厂。厂子里立即把子弟学校以工代干的教师纷纷撤回车间，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就拿起了粉笔和蘸水笔，当起了教师。磕磕绊绊，在山区三线厂的讲台上过了十年有喜有忧的日子，给中学生和职高技校学生讲课，也给工厂职工讲课。

上世纪90年代，三线企业纷纷搬家，迁往各大城市，我和爱人、孩子，也到了父亲曾工作过的省城合肥。此时的省城，也让我有了“居大不易”的感觉。社会转型，经济随市场大潮流转，我们企业的产品在断绝军品后，没有市场竞争力，很快走向被兼并或破产。当时我已经离开教育岗位，在企业宣传部门任职。全市酝酿着一场声势浩大的企业改革的时候，我被抽到市经济管理部门帮助工作。在那个思潮激荡、人才匮乏的时代，我的专业和企业工作经历，成为被认可的基石。我带着父亲给我的笔，参加各种会议，参与拟草文件和材料。

可是不久，我的工作却被一个不起眼的问题制约住了。当时，机关每天都有大量文件需要打印，打字室无法完成那么多工作，材料不断积压，常常是谁面子大，谁催得急就谁优先。这样一来，我送去的拟稿就总是往后排排，总是垫底。这怎么办？我一天跑几趟打字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严峻的局面逼迫我想办法解决。一天中午，我在政府食堂急急吃过饭，便直奔鼓楼商场，买了一台小霸王。

此后，我用零碎时间背五笔字型字根，星期天在家把小霸王接到电视机上，练习打字。

上班的日子里，我在来回食堂的路上背五笔字型的口诀：王土大木工，目日口田山，禾白月人金，言立水火之……在食堂吃完饭，修改材料疲劳的时候，我会拿出印着电脑键盘的纸，在上面一面回想字根，一面尝试打字。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这样，我没有参加电脑操作培训，也顺利地完成了“换笔”。我会在打字员休息的时候自己把草拟的东西打出来，“出活”就快得多了。此后，电脑在机关普及，各个处室都有，直至人手一台，“打字员”和“打字室”已不复存在。

后来，顺应电脑和移动终端手机的普及，五笔字型毕竟比较繁难，失去了一统天下的优势地位，更多人选择了拼音输入法。

如今，录音笔、翻译机不断更新换代，不断改写人们书写的历史。去年，侄女要帮父辈完成回忆录的输入，远隔千里打听科大讯飞的语音输入产品，我立即向她推荐了讯飞语记。结果，她和侄女婿两人只用数小时，就完成了庞大的家庭录入工程，为家庭大事记的完成立了功。

如今，我们生活的城市面积已达1.14万平方公里，坐拥“米”字形高铁网络，成为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城市，每天诞生1户高新技术企业；每天申请发明专利近90个、获得授权13个以上；每天技术合同交易额近4000万元。城市创新的脚步在飞速移动。辛劳工作一辈子的老母亲，户口也随迁到我家。可是，父亲却没能看到我们普遍使用电脑的今天，他长眠在参与援建、奋斗一生的大别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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