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人眼里的包公——读许高彬先生《包拯传》

□李云胜

洋洋洒洒的18万字《包拯传》终于付梓，这是许高彬先生继《包公轶事》《包公故事》之后，又一有关包公的专著，姑且称之为“包公三部曲”。于作者而言，可谓功德圆满。

历史上关于包公的故事其实不少，从《合同文字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到《龙图公案》《七侠五义》，老百姓早已耳熟能详。不过，那大抵是艺术化的包公，宛如戏曲脸谱：如黑炭一般的脸庞，额头上长着一个月牙儿。而三口龙、虎、狗头铡刀，更是满足了普通百姓对清官的想象：可铡皇亲国戚、凤子龙孙；可铡贪官污吏、祸国奸臣；可铡土豪劣绅、恶霸无赖。痛哉快哉！

《宋史》里也有《包拯传》，短短几百字，只能是高度概括，点到为止。比如我曾在文中寻找包公在家乡任职的资料，结果只有“徙庐州”三个字。

而《包拯传》就不同了，他用“肺肝冰雪胸次山河”、“清心治本兴利除弊”、“犯颜直谏嫉恶如仇”、“身体力行为民请命”、“肃正吏治威慑天下”、“勤于政事鞠躬尽瘁”六大章，讲述了包公波澜壮阔的一生。以史实为根基，假以优美的文笔，既注重细节描写，又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十分有趣、过瘾。

其中，涉及包公回家乡庐州为官部分，不仅交代了为什么宋代官员任职“回避”制度下，他却可以任家乡父母官的原由，也讲述了他在家乡为官的曲折经历；既有司马光《涑水记闻》里的史料引用，也有《箭杆黄鳝马蹄鳖》故事传闻。可谓一段难得的史料文字。

与包公有关的文章，其实我也采写了不少，所以阅读许高彬先生的大作时，关注点自然也与他人不同。

比如包公读书处“香花墩”，到底是在庐州老城内，还是在今天的包公祠？比如孔子拜项橐为师的故事，发生在肥东撮镇，还是山东日照，或者河南洛阳？这些书里都有涉略。

《包拯传》除了带给我畅快淋漓的阅读体验，还引发一些思考，那就是庐州历代官员里崇尚的“包公精神”。

像坊间传闻的“庐阳三贤”，分别为宋之包拯、元之余阙、明之周玺；像康熙年间的李天馥被称为“第二包公”；还有曾做过合肥知县的“憨官”李方膺等。不胜枚举！

的确，合肥历史上虽然没有出过皇帝，但一品大员等名人倒是出过不少。比如蔡悉、李鸿章等，他们为故里增光，为乡党添彩。

巧的是，包公和以上两位都埋在合肥大兴一华里左右的范围内，家乡人尊称为“一里三公”。

但并不是地位显赫的名气就最大，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若论才学，包拯不如蔡悉。蔡文毅公最值得颂扬的，是他对宋明理学深入精到的研究，他融会贯通诸子百家之学，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儒家学术，晚年告老还乡后，仍以著述讲学为事。后人公认在“一里三公”之中，蔡文毅公的学识才华，“当列三公之首而无愧也”。

若论官职，包拯不如李鸿章，李文忠公是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他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但包公的声誉不论在坊间、在庙堂，都高山仰止。用一句现代的话来形容，这应该是他的人格魅力使然。

当然，18万字的容量，也难免有个别笔误，比如P192“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的时候，张田出任庐州知府”。我们知道第一次有了庐州的称谓，是在隋开皇三年(581)，最高行政长官应该叫知州。而第一次有了庐州府称谓，是在红巾军大宋政权时期，彼时改庐州路为庐州府，为江淮行省省会。不久，废江淮行省，改属朱元璋设于应天府（今南京市）的江南行省。

最后要说的是，今天，包公话题为什么仍然经久不衰，不仅仅因为他是我们家乡一位杰出人物，更因为口口相传、百世流芳的背景下，是人民对于风清气正、社会公平正义的共同向往。

（作者系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合肥晚报最合肥周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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