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幸福梦 □合肥袁兴富

我出生在大别山腹地的一个叫枫树岭的小山村。山村出门见山，三面环水，可以说是鸟不拉屎的穷地方。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那年，我11岁，在山区农村，也算是个小大人了。在家除了怕学习，像家务活挑水，砍柴，摘菜，我都会。记得每天放学回家，我总是书包一扔，跑上山跟着父母学干活。父亲说：“现在田地都分到户，如果有人再说没吃的，那就两个字——懒人！”所以，父亲给我们灌输的理念就是人要勤劳苦干，不管是刮风下雨，都要设法想着去田间地头干活。父亲是个老实人，话不多，平时忙于农活，也没有督促我们看书和学习。尤其是到了星期天，我们姊妹五个都被父亲鼓动上山挖地、播种、除草、施肥……一年下来，家里的稻子、小麦和黄豆大丰收，比往年要多增加十几担，爷爷奶奶看着满仓的粮食笑了，我们家再也不会缺粮了。

二

1988年，我们枫树岭脚下的两个居民组，商量修一条出山的路，我心里特别高兴。记得是周末轮休，我第一时间跑回家打听消息。在修路的这件事上，我举双手赞成。我除了劝家人积极参与，还要想办法动员乡邻支持。但我对修路之事深有感触：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分田地到户，我们的生活能有今天这样快活吗？我们的子女们能走出大山到外面发展吗？其实，大家都深知“要想富，先修路”这个理。为了修路，我主动让出我们家当年分得最好的一块田、一片茶园，贴补给其他因修路造成损失的人家。后来，大家相互做工作，有劳动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我虽不富裕，但下班后或轮休时，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和大家一道挖土、推车。经过几个月的奋战，路终于修通了。后来县里出资，这条路又铺上了水泥，现在开车去镇上也就几分钟的事。当年两天往返一趟的县城，现在一天能跑几十趟。再如，早上乘高铁去北京，晚上还能回到大别山里的家。

枫树岭日渐繁荣，这里不仅路通了，就连白水河的跨河大桥也架通了。沪汉蓉铁路、沪蓉高速横贯全境。

三

打我记事，我们家穷得一贫如洗，住得十分简陋，几间茅草房。到了1990年，家里粮食充足，吃喝不愁。我和父母商量变卖结余的粮食，加上我积攒下来的几百块钱（当年我每月工资64元），请来砖瓦师傅拉坯、挖窑、烧砖，等到第二年秋，我们家就盖起了四间漂漂亮亮的大瓦房。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所在的单位也进行了改革，企业职工可以停薪保职，而我就是在这次改革浪潮中，第一个决心打破“铁饭碗”，从农村走向城市。

折腾一圈，我又从南方沿海城市回到合肥，实现了自己想都不敢想的梦想——我一个农村孩子，竟然在省城安家落户了。记得我停薪那段时间，家人和亲戚都说我这孩子不懂事，不该放弃“铁饭碗”；而现在呢，来我家的朋友似乎又都换了口气，说我当年出去是对的，有眼光，有胆识。

过去，我们老家屋里脏，那是因为农村用的东西多，难免带些泥土和草木到屋里，用大扫把“呼哧呼哧”几下，铁锹一铲也就了事。前些天打扫卫生，本来干干净净的房子，妻子仍嚷着我拖了一遍再一遍，而且还用上了蜡油。今非昔比。去年儿子买了一套房子，今年装修刚刚结束，我总结他的眼光比我高，虽然谈不上奢侈，但对我来说肯定是豪华的。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我罗列一段曾经的记忆，是想由衷地讴歌这个时代，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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