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电影有关的日子

□合肥费英凡

我一直喜欢看电影。如果按时间推算，这个“爱好”不少于40年。

但从何时喜欢上电影的，记忆有点模糊。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几乎没进过电影院。《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追捕》《佐罗》《卡桑德拉大桥》《小花》《庐山恋》等等耳熟能详的电影，都是在邻居家12寸的黑白电视机上看的。爸爸特别爱看电影，那时家里订阅了《大众电影》，还买了不少电影小画书。我曾一度迷上了反特片，甚至自制过简陋的玩具枪，与小伙伴们玩抓特务的游戏，其实就是躲猫猫。80年代初放映的《第一滴血》《野鹅敢死队》《阴谋的代价》《警察的诺言》等等译制片，都是爸爸带着我和姐姐去电影院看的。爸爸通常坐中间，我和姐姐分坐两边，看完电影后，路上走路也保持这样的位置，听爸爸滔滔不绝地讲述电影的精彩处，还聊他从杂志上预习过的那些拍摄花絮。我们两个小跟班，也时不时插上一两句观后感。当然，一定要故作那种激情四射的夸张姿态来，目的嘛，就是希望爸爸下次还能带我们看电影。上小学时，我也曾偷偷逃课，混在大人堆里躲过检票阿姨，煞有介事地坐在影院的空位上看了《人生》《好事多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等不太适合孩子看的爱情电影，却又独“乐”其间。

最让我难忘的一次看片经历是，1982年在江淮大戏院看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我当时肯定是在同学面前炫耀了老爸搞来的一张首映票，一位男同学非要跟着我，想趁机混进电影院蹭看。不承想，这部国内首部武打电影关注度太高，影院门口全是人，大家都想一睹为快。我没见过这场面，有点胆怯，怕票被人抢了。那同学就鼓动我说，他先拿票进去，再从边门把票递给我，然后我再进。处世不深的我，竟然同意了。结果，他拿着我的票进去，坐在原本应该我坐的位置上，而我却站在门外傻傻地等。他没有出来递票，我又不愿放弃，就鼓起勇气找到影院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因为我还记得我的座位号。我终于进去了，结果和同学挤在一个位子上看了一场不完整的《少林寺》。当时我应该是压制住了怒火，没计较，后来和那位同学再无来往。之后，《少林寺》我恶补了多遍，不是为出怨气，反而是看一遍回忆一遍时光里的单纯与童趣。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爸爸调去了报社的文艺部工作，我常跟着他去艺术影院，看了不少的“内参片”，现在想想还是挺自豪的。尽管那些“内参片”现在早已遍布网络不再神秘，可在当时的确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和优越感。直到《黄土地》《红高粱》《孩子王》《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第五代”导演作品的集体井喷，才让我意识到中国电影的新时代来了，恍若百年前卢米埃尔兄弟镜头里那辆进站的火车，再次呼啸驶来。

上世纪90年代初，录像厅文化风靡内地，我也和当年的小镇青年贾樟柯一样，混迹于此。香港电影看得最多，英雄片令人痴迷，更多的是让我领略到不同的电影艺术风格，可谓大开眼界。当时有两部电影印象深刻，一部是1994年的《辛德勒的名单》；另一部是1995年的《肖申克的救赎》。

90年代中期，进口分账制度吹响了商业大片时代的到来。《亡命天涯》应该是投石探路，真正意义上的首部分账大片是阿诺的《真实的谎言》。1995年我工作后拿到第一笔工资，立马买票请爸爸妈妈去影院看大片。记得《真实的谎言》票很难买，排了很长的队才抢到第二排的位子。担心靠银幕太近、音响太吵，两位老人会不适应。可没想到，老爸看完电影，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精彩刺激的电影，太棒了！”他睁大眼睛吃惊的萌态，充满了喜感。

因为喜欢看电影，2000年我开始动笔写影评，2005年加入安徽省电影评论学会，2013年成为中国影评学会会员。近20年来，我每年都要在院线看片几十部，写作大量的观影评析、随笔等，并出版了影评集。感恩电影伴我成长、促我进步。电影是文化娱乐产品，也是记录时代最好的载体。改革开放40年来，国之大门向世界艺术界越敞越开。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国产电影也大步走出国门，中国电影人已成为全球各大电影节评委会的常客，张艺谋、李安、姜文等等已是国际名导，“小镇青年”贾樟柯，也坐享戛纳终身成就“中国第一人”……中国与世界电影文化的交融，或许才刚刚开始，我不由得开始期待未来岁月的观影奇妙之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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